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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本书包含四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

熊培云推荐语: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辑录了杨奎松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经典著作,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西安事变新探》,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20世纪的中国革命。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精心发掘了中国大陆、台湾和俄罗斯的大量档案资料,比对考证,直面历史。由此得出的诸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访谈】 杨奎松:我的志向是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

【书评】 杨天石:这四本书没有假话 雷颐:他把党史从法学变成史学

【书摘】《“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书摘】《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西安事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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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月书单中精选一两本书进行深入解读。

作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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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

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会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无论失败的地方,无论问题的地方还是其他各种各样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实,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

现当代历史的研究,应该还是有不少禁区的。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的过程中,有哪些阻力呢?

我们做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现代史,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就是资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我是机缘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为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分配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无论你在大学,无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单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他们的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

《革命》一书中对“革命”的研究是不是已经算完整全面了,有何遗憾?

在这里我已经把革命史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大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说都不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书的讨论基本还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层,而不是集中在下层,或者说我对下层的照顾是不够的,还有很多下层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来共产党、国民党谁胜谁败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没有讨论到。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评判历史的时候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或者说,应该注意什么?

我特别希望我的这种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期望整个历史的真相得到呈现。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对事物好坏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历史。我希望先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 详细>>

 

简介:杨奎松 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1982年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1987年2月至1990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任教,1990年12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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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四本书都是讲真话的书,是写真正的近现代史的书。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出过许多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书,我总的感觉是假话太多,不真实的东西太多,被掩盖的东西太多。这四本书我虽然不敢说四本我从头到尾都读过,但是至少其中有两本我可以讲是一字一句都读过的。其他的两本书,我大部分内容是读过的,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个看法,这四本书没有假话,没有假的历史。

说句老实话,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跟苏联的关系,这个是很多学者,虽然有兴趣,都是望而却步的题目。但是奎松他进了这个领域,能够搞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

历史就好象是海洋似的,太大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不管他如何勤奋、如何焚膏继晷、日以继夜的进行研究,每个人一辈子所能够研究的问题往往也只是历史大海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奎松的研究特点是一个比较广阔,跳出了坐井观天的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能够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这个是他著作的重要特点。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研究一个方面,研究一点,他的研究水平是必然受到局限的。 详细>>

真正把党史变成了一种学问,一种学术,这个是从78年、79年陆续在党史学界就有这个呼声,已经有很多人从老中青各方面作出了努力。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关于西路军的研究,很多人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并且很多人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我参加一个史学理论讨论会,其中把党史的人也喊来了,党史的青年学者,当时奎松还算是青年,强烈呼吁,说党史就应该是历史学。而那些老先生很愤怒,说党史是高于历史的,你们为什么觉得要把党史变成历史。所以从83年、87年到89年,每次反自由化,要求把党史变为历史学是自由化思想在党史学界的一个表现,是党史学界始终要批评的,要批判的。

这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个时代的呼唤,许多人这方面作出了成就,而集大成者是以杨奎松、高华为代表。我说以他们为代表,因为这些年我了解很多人作出很多成就,但是奎松兄的这套书,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确实要求把党史变成历史学的要求的一个体现,具体就是在奎松四本书上体现的,在高华的那一本书上也体现了一点。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详细>>

刚才谈到杨奎松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真实的历史,我还稍微有一点不太赞同,我读他的著作,我觉得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展示历史的真实必有一种价值的担当,如果没有价值的担当就不可能呈现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背后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有一套历史观,有一套他对历史的善恶、真假的基本判断,有一套中国百年历史演变的自己的逻辑的认识。

这一点来说,他不单纯是历史学家。如果历史学家把真实呈现出来,我觉得很高明,但是我不一定很敬佩。但是他在呈现历史的时候,灌输他对历史的真理或者历史内在正义性把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历史学家可能更加的让人敬佩。

这套书,我那天跟他讲,你为什么只出这四本,我说应该把另外一本加进去,那就是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他说也考虑过。他刚才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两个时段,2000年之前研究革命史,2000年开始研究建国史。可见他划分为两个时段,两个范畴,他认为49年以前是革命史,49年以后是建国史。但是这点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是革命史。

所以我认为他的“革命”四书应该成为“革命”五经。但是他现在不到60岁,到70岁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拿出来“革命”四书加“革命”五经。

我们基本上相信一个东西,过去的历史很多可以影响到今天,而且过去的变化对我们真实的信息,我们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体会和理解。而且我们也都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独立起来做研究,而是要全面的看。奎松有时候看得比我还要广,把事情看得更复杂。我们都有这样的基本信念,而且我们认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我总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必须要面对了解他们真实的历史。我们未来何去何从,不见得一定会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知识是需要有的。奎松提供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仅是事实,而且还有一些见解、想法。奎松现在马上要写建国以后,我想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最有成就、最有成绩的一位。只是很遗憾的,另外一位很不错的南大的高华,他最近过世了,现在一切要靠奎松。

在今天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也是在剧变,很多东西在变,变了很多。我想你们这个时候也要多了解,尤其是在共产党怎么带来的中国变化,这些变化是怎么样的,所有的制度、文化各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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