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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宪铎
香港科技大学前副校长、著名人文学者[简介]

孔宪铎:香港科大的成功不可重复

我们办香港科大和南方科大完全是两件事情,大家都坐了一条船,有一个目标、一个规则,南方科大好象是在一步步在建立,有时候建立的顺序也不一定完全理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刚到科大时,先做了理学院长,理学院长的委员会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和我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规则完全一样,政府干预几乎是零,给学生一个人20万块钱,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问过一个问题。[访谈全部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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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改革之困

南方科大内忧外困,改革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认为对改革要支持,不能任其死亡。一项现实的改革要成功,有很多制约因素,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姿态,尽可能通过建设性的工作促成它健康成长。

香港科大的游戏规则

我刚到科大时,先做了理学院长,理学院长有委员会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和我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规则完全一样,政府干预在这方面几乎是零,给学生一个人20万块钱,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问过一个问题。

南科大“边开车、边铺轨”

最令人鼓舞的信息就是南方科大的学生、家长义无反顾地强烈支持,他们愿意为教育改革做实验,这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了改革的重要和需要,不一定是教育家觉得重要和需要,连一般老百姓、平民都觉得这很重要、很需要。

香港科大的成功不可重复

香港科技大学是不可以重复的,除非你在环境、政治、经济所有条件上和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有的完全一样,缺一都不能重复。但香港科大的成功给中国很多启发,一个新大学用二三十年时间也能够达到非常优秀的水平,这种成功给了大家很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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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作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先锋的优势

南方科技大学现在举国瞩目,因为它是国内唯一一个进行实质性教育体制改革的高校,从创办之初开始就亮出了它的办学理念,去行政化、学术自由、教授执校、自主办学……它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也开始蹒跚起步,但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尤其是关于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问题,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批评也很多。

香港科大的游戏规则

找人打篮球之前一定要先把规则搞好,没有规则不要招人,有了规则之后大家都会很很公平,也不会有抱怨,没有规则前就招到人,那应该用哪个规则呢?你招聘的教授一定要是在这个行业里领头的,有贡献的,你做副教授,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对其他人有影响,你学的东西在这个行业里是尖端,根据过去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你很有潜力。

如何看南方科大“边开车、边铺轨”

实际上南方科技大学筹办过程已经到了第四年,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想的长得多,并不是它不希望有一套按步就班的制度、规则,实在是它遭遇的红灯太多了,举步维艰。目前为止最令人鼓舞的信息就是南方科大的学生、家长义无反顾地强烈支持,他们愿意为教育改革做实验。

南方科大改革成功将意味着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体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制度化的成功,其实比课堂教学改革更重要的是奠定一个新的大学教育制度,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包括理事会治理结构、教授治校等这样的治理方式。改革就意味着打破常规,要允许改革、允许探索。

“招募最好的人,给予他们安居乐业”

找人我们知道,可以有规则、有限制,怎样让他们快乐呢?他开玩笑说,每天上班以后穿上实验服,再到每个实验室跟每个人讲,“Hi,我爱你!”这是一个笑话,但里面有非常深奥的理论价值,一个人可以拒绝金钱、可以拒绝权力、可以拒绝对象,但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别人给他的爱。

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在哪儿

大家经常说“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这是一个大学的理想,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理想,但这种目标离中国内地的大学是特别遥远的,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做最最基础性的工作,要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使大学更像一所学校,而不是像一座行政机关,我们现在ABC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起步,还远远谈不到现代大学理想。

全部文字实录

【访谈实录】主持人:杜庄仪

网易读书:欢迎收看《阅读中国》,近来,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先锋,不断处于风口浪尖,南方科大能否成为下一个香港科大,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前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孔老师您好。   

孔宪铎:谢谢。       

网易读书:这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杨东平老师。   

杨东平:您好。       

网易读书:我先问一下杨老师,您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关注者,也参与过它人文课程的策划……   

杨东平:人文课程我没有参与,是丁教授参与的。       

网易读书:只是它的关注者。   

杨东平:支持者、研究者。       

网易读书:你觉得南方科大作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先锋,它的优势在哪里?   

杨东平:南方科技大学现在举国瞩目,因为它是国内唯一一个进行实质性教育体制改革的高校,从创办之初开始就亮出了它的办学理念,去行政化、学术自由、教授执校、自主办学……它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也开始蹒跚起步,但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关于它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问题,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批评也很多,尤其是它的合作者,香港科大团队三位资深教授的退出,发表“大字报”,强烈抨击南方科大,有人称之为落井下石,南方科大内忧外困,改革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认为对改革还是要支持,不能任其死亡。当然,在中国,一项现实的改革要成功,有很多制约因素,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姿态,尽可能通过建设性的工作促成它健康成长。       

网易读书:南方科大的暂行管理办法现在也出台了,其中“充分放权”和“鼓励创新”是两个关键词,您对这个办法怎么看呢?   

杨东平:这个管理办法比较重要,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地方立法,奠定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奠定了大学理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些事情在国内都是破天荒的,没有一个大学跟政府签定过这样的东西,它本来应该通过立法,但因为立法过程比较长,所以先作为地方法规。南方科大的管理办法到7月1号正式生效,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就有了建立在法制框架上的确定关系。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是确定了学校内部理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个理事会现在正在筹建,一旦筹建后,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它现在的治理困境,因为有人批评南方科大主要是朱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还没有一个团队,但理事会成立后就可以改变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管理办法和理事会的组建都是比较实质性的、重要的举措。

网易读书:此前深圳组织部曾经招聘局级副校长,有人就开始讨论了,如果是这样,学校有了行政级别,它还能走“去行政化”的路吗?   

杨东平:据我了解,可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本来是因为南方科大的管理团队比较薄弱,他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帮他们招聘副校长,但组织部门却按照招聘行政干部的惯例,公开招聘,说是副局级待遇,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按照暂行办法,暂行办法里规定得很清楚,副校长是由校长提名、理事会批准的,(办法)生效以后应该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所以那件事情是风波,组织部门按照传统习惯,忘记了南方科大是一所特殊学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特意想要控制它,因为它的管理办法里规定得很清楚。

网易读书:孔教授,您也参与过香港科技大学的筹办,有没有遭遇过南方科大的问题?

孔宪铎:我想基本上没有,我想说的是,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要比改革一个老的东西容易多了。创建一个新的东西,只要你有目标,有图样,努力去做(就能做到);改变这个东西,首先你要面临老的历史包袱。    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老的那些历史包袱功用不合理,或者说不能通行,所以才要改革,要改革的话,一定会有阻力,没有阻力就不是改革了。

所以我们办香港科大和南方科大完全是两件事情,在创办香港科大时,大家都坐了一条船,有一个目标、一个规则,南方科大好象是在一步步在建立,有时候建立的顺序也不一定完全理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亲身经历,我刚到科大时,先做了理学院长,这个理学院长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和我在美国工作多年的规则完全一样,不生疏,政府干预在这方面几乎是零,政府给学生一个人20万块钱,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过问过这个问题。

网易读书:不去干涉学校的“内政”。   

孔宪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到了那里,讲了人的职位和人才的选拔,当时理学院长是经过遴选委员会,招了一个人,在全世界招标,据说有20人应征,在20人里选择三、五个再遴选,最后假设从选中的五个人里面试,与这个院有关的人都可以提建议,根据自己面试和所有有关人员对他的印象来投票。    投票选出一两个人,再送到上一级,由校长和学校董事会(从中挑选出一个),这些规则都有,完全是照这个规则做的,没有碰到任何困难。

网易读书:刚才您说到游戏规则,都有什么呢?   

孔宪铎:就像篮球的规则一样,不能带球跑,罚球一分、远投三分、进球两分,这些方面都一样。       

杨东平:孔教授前几年出过一本《我的科大十年》,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科大创办的过程,我印象里他有一句话,好像组建一支优秀的足球队一样,由教练等人挑选,第一批团队都是非常精英的、非常中规中矩。    所以香港科大整个筹办过程,我个人称之为是“学术自治典范”,一个高水平学术团队按照自己的理想按步就班、中规中矩地构建出了一所新大学,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奇迹,按照一批优秀学者的愿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学校,事实已经证明,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亚洲最优秀的大学。最近《泰晤士报》把它排为一流世界研究型大学,就在上个月,它的排名超过港大,成为了亚洲第一。       

网易读书:您觉得香港科技大学有哪些值得南方科技大学借鉴的经验呢?   

孔宪铎: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时代呢?中国内战(时代),就是解放战争,这一批人,包括我,到科大去时,都是生在中国的,除我之外,其他的人都有着共同的背景,他们都是生在中国大陆的,因为父母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逃到了台湾,都读了台湾最好的中学、大学,在台湾和最好的人一起竞争,然后考取好大学,出国留学到美国,到了美国后拿到了最高的学位。   

但那时我们读完学位出来工作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学术研究,回学校教书,别的路子都没有,那时候也没有人有钱做生意,更不会像现在这样,科技这么发达。所以这一批人是非常特殊的一批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但这批跑到台湾的都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很多都是留过学的、有技术的,到香港科大的都是精英的后代,都是不错的,读了最好的中学,又读了最好的大学,到了美国,50岁左右时几乎都在美国中上等以上的大学,做得相当不错,至少是正教授,也有人做过系主任、做过院长、做过副校长。   

这一批人,我现在很坦白地讲,不是我们请他们去的,而是他们有一颗中国心,想回来,自己回来,否则的话,以那时香港的环境、前途来讲,都没有他们在美国的待遇好,但他们有一颗中国心,还有故乡情,虽然不能回老家了,但现在有机会可以回来香港,就回来了。   

这批人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因为他们自身在学术界已经功成名就了,到了香港,他们不会再为自己增添什么,而是把自己有的学识、能力放在香港科技大学里,这样他们就很满足、很高兴了,就这样把美国中上等大学里最好的老师都请来,一定会在香港办一所美国中上等的大学,非常简单。

网易读书:吸引了非常优秀的师资力量。   

孔宪铎:这批师资力量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杨东平:最优秀的华人教授,在那个特殊背景下回到了香港,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经济资源,香港跑马会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财政资源,这叫天时地利人和,现在看来,再有这样的机遇是很困难的。   

孔宪铎:当然经济很重要,香港的环境也很重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人是不能取代的,如果他们不想回来,你有钱也是办不到的,这一批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们对中国的向心力(是无价的),把他们的成就放到一所学校里,他们对这个学校做的完全是贡献,没有要这个学校的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才方面其他学校是没有办法突破的,钱可以出,物质可以出,但人力没办法出,而香港科技大学成功最大的原因不光是钱,也不光是香港的环境,而是这一批人的贡献,这一批人的能力。   

我们在美国没有回香港办科技大学之前就问我自己,那时我在马里兰大学分校区做副校长,我对自己讲,OK,我去香港办科技大学,至少不能比现在我在马里兰大学差,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没有到香港以前,已经把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地位定位了,到了那里就做这件事情,这也是没有办法重复的。         

网易读书:您在《我的科大十年》里提到了一个理念,“招募最好的人,给予他们安居乐业”,这个理念是怎么实现的呢?   

孔宪铎:我那时候在马里兰大学主校区成立了一个新的institute,然后开始招人,请了很多顾问,有一个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个研究所的所长,那个研究所有15个PI,15个主要研究人员,有7个都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也就是这个部门有50%以上的人都是院士,这在美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院校很难有这个状况。   

我问他,你怎么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院士。他说很简单,“那就是请最好的人,然后让他们安居乐业,生活愉快。”我说招人我们知道,可以有规则、有限制,怎样让他们快乐呢?他开玩笑说,每天上班以后穿上实验服,再到每个实验室跟每个人讲,“Hi,我爱你!”这是一个笑话,但里面有非常深奥的理论价值,一个人可以拒绝金钱、可以拒绝权力、可以拒绝地位,但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别人给他的爱。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我的科大十年》,写的就是我怎样去招最好的人,我这本书《我的科大十年(续集)》就是讲的HOW TO KEEP THEM HAPPY的例子,让他们安居乐业,我这本书里讲的就是他们安居立业的例子,我招了20人,我怎样招到他们,他们来了以后我怎样招待他们、怎样和他们相处。           

网易读书:具体给我们讲讲这两个例子吧。   

孔宪铎:稍微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怎么会想写第二本书呢?因为第一本里没有写你怎样对人家好,怎样去爱每一个人,第一本书里写的基本都是怎样招到他们。

有一年圣诞节以前我打电话给林毅夫,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林毅夫叫秘书回给我电话,说哪天请我们吃饭,那天我就和太太一起到了华盛顿,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因为他请我们吃饭,也把他的太太请了过来,在办公室等我,他太太看到我去了,出来给我一个美国式的拥抱,然后讲了一句话,“孔校长,在我先生没有成名以前你对他这么好,他一辈子不会忘掉。”这句话提醒了我什么?虽然我没有写HOW TO KEEP THEM HAPPY,但这件事好像已经做了,至少他是个例子。   

还有就是丁学良,丁学良去了香港科大之后没多久就拿到了澳洲一个大学的合同奖学金,在那边光写书,不用教书,五年,和这边就是三年合同,到第二年合同要修,但他那边还没有做完,也不能来,怎么办呢?他的系主任和院长都想他再回来,就对我讲怎么办,要留住一个好的人,我们要用很多不是通常用的方法把他留住,所以我就想了半天,既然院长希望留他,系主任也要留他,我知道他非常好,也希望留他,但根据我们的游戏规则,看怎样才能把他留住,所以我就对系主任和院长讲,他现在已经做了两年,第三年一年的时间用来renew the contract(更新合同),这样他做三年,他不申请续任,然后我们再重新招人,这三年就过去了,假设最后还是觉得他最好,就把你们的决定告诉我,推荐他,我可以用我做副校长的职权,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把时间拉长一点,一般人被选定后我会写一封信,希望你在三个月或半年内能够过来……因为是副校长,我有权力把这个时间延伸一点,三年可以延为四年,我对他讲尽量快一点,五年时间内就可以解决。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他,当时我就以副校长的权力给了他一年,假使我们对你的聘任期结束,你可以在一年内任何时间(回来),这就是把绿灯开的久一点,并没有违反法定规则,就这样留下了这个人才。林毅夫是北大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在我们那做兼任,在1991、1992的时候,我想我们科技大学一个月的薪水比北大一年还要高。       

杨东平:那时林毅夫已经在北大任职了,您是聘他做兼职。   

孔宪铎:对,每年去半年,我们很想让他留在科大。 我很佩服林毅夫,他非常爱国。但有个问题发生了,他每年到香港要申请,我们觉得这就不合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让他这么痛苦呢?所以我就利用做副校长的职权把他的兼任改成了专任,每年给他六个月的假期,不付薪水,这样的方式可以做,但也不能常常做,所以以后他就变成了专任,不需要每年申请,而是变成了香港居民。这两件事情都是从他们的立场去考虑的。       

网易读书:这就是您作为副校长的优势,聚拢人气,留住人才。   

孔宪铎:当时我想,要办好这个学校一定要留住好人才,我在美国二十几年,做系主任、副校长、院长,做的事情就是留人、请人,在来到科大前我在美国有二十几年的训练,正好可以在科大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把经验完全用在了香港科大,不但用上了,我还告诉自己,我在香港做的相比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的绝对没有任何差别。       

网易读书:南方科大计划在年底招聘300位教授,您觉得教授应该治校还是治学呢?   

孔宪铎:找人打篮球之前一定要先把规则搞好,没有规则不要招人,有了规则之后大家都会很很公平,也不会有抱怨,没有规则前就招到人,那应该用哪个规则呢?北京的?教育部的还是教育局的?会出问题,所以我是先做规则,没有到科大之前我就把马里兰大学的规则完全读通,然后带去,又到加州大学拿了一个美国东西两岸好大学的游戏规则,全部拿来了。

当时校长的想法也很正确,他说,不要抄美国的、不要抄英国的,也不要抄香港的,我们要为香港科技大学量身定制一个规则,所以拿来之后我也没有用,要用规则以前先写下来送到系里,系里讨论后送到院里,院里讨论后,经过副校长会议讨论,再经过教授会议,全票通过。每个规则每个人都知道,都是通过的。所以规则要制定出来,最好是经过大家的同意,以多数票为主。 你招聘的教授一定要是在这个行业里领头的,有贡献的,你做副教授,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对其他人有影响,你学的东西在这个行业里是尖端,根据过去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你很有潜力。这三个标准都是规则,升成副教授你一定要有影响,做正教授的话,你一定要在你的行业里是领头人,有一定规则。

网易读书:1990年的香港科技大学,据说是100名教师等待着第一批700名学生的入学。   

孔宪铎:大约100个左右,我讲过一句话,我这一生运气很好,在100个教授里大家觉得我是最适合副校长的,假设等到有500个人,副校长就不一定是我了(笑),所以这是运气。          

网易读书:杨东平老师您怎么看南方科技大学这种边开车、边铺轨的办学办法呢?   

杨东平:实际上南方科技大学筹办过程已经到了第四年,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想的长得多,并不是它不希望有一套按步就班的制度、规则,实在是它遭遇的红灯太多了,举步维艰。它到底遇到了哪些障碍和困难,我们说不清,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譬如这次香港科大三位教授退出,就事论事,我们就看到一些说不清的问题,李教授他们退出时说,你们的规则、章程、招聘都没搞好。朱校长说,这些都是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待了一年多没有完成,现在反而说是我的责任。这些事情我们说不清,但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旁观者说不清。        

孔宪铎:你看过那个信吗?       

杨东平:看过,言辞非常激烈,把它称之为“大字报”,有一点“文革”的风格,是比较激烈。    后来朱校长讲,你们这样做至少是不厚道的,学生家长反映非常强烈,说他们是“落井下重石”,而且他们已经离开三个多月了,选择在这时发表这个东西,在南方科大最困难时再发表一个强烈的、言辞尖锐的公开信……       

孔宪铎:我还没有看到。       

杨东平:这个事情,我们外人不完全在其中,很难评价,就像招聘教师这件事情,我知道去年夏天朱校长就在全世界跑,到日本、英国……都去招聘了,好象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他自己也说了,现在你招聘不过清华北大,人家不会那么愿意到你这儿来。

孔宪铎:我也讲一句,科大那些人不完全是我们请他来的,是他们自己为了中国来的,我们招人完全靠机遇好。           

网易读书:现在有人说,如果南方科大的改革失败了,影响最大的是学生,尤其是第一届这四十几个学生,他们放弃了高考参与到南方科大的实验之中,南方科大对这些学生未来的就业,包括他们的学历,是否能够被主流社会所认可?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考虑?       

杨东平:这个问题我感到目前为止最令人鼓舞的信息就是南方科大的学生、家长义无反顾地强烈支持,他们愿意为教育改革做实验,有人说,朱校长你不能绑架学生,让他们做你的实验品。但这些学生和家长说,我们愿意做,没有一项改革是没有风险的,而且我们认为,不是朱校长绑架了我们,是我们绑架了朱校长,使得朱校长现在根本就不敢生病、不敢离开,要对这四十几个学生负责。       

孔宪铎:这表明一件事情,表明了改革的重要和需要,不一定只有教育家觉得重要和需要,连一般老百姓、平民都觉得这很重要、很需要。       

杨东平:南方科大寄托了全国人民过高的希望,可能大家会把它理想化,认为它应该达到最好,但一个现实的改革道路注定是非常艰难的,不可能会非常理想化地实现,所以我觉得对南方科大,主要还是要给它宽容、耐心和时间,等它慢慢生长。另外,对这四十几个学生,在南方科大现在自授学位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到底有没有前途,对这点我坚信不疑,不要怀疑,在中国现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理论上办学自主权,包括自授学位、自主招生,本来就应该是学校的权力,只不过他现在没参加高考,教育部觉得你有点不合规定。但我在博客上写过,齐白石招生需要教育部批准吗?梅兰芳招生需要教育部批准吗?郭德纲、赵本山招生需要教育部批准吗?市场承不承认?只要市场承认就可以,这就是最重要的文凭。我毫不怀疑这四十几个学生都能够得到市场的承认。           

网易读书:在课程设置上,南方科大有什么地方吸引他们呢?   

杨东平:你看南方科大的网站,这些学生和家长的评价,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教学是非常满意的,评价非常高,尽管他们的教师人数很少,但四十多个人,几个专职教师、几个兼职教师,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这是一般大学里所没有的。       

孔宪铎:他们这一年的失败在他们的人生之中很可能会变成未来成功的主要要素。          

杨东平:当然,第一届学生四十多个人,明年怎么招生,能不能招研究生,还有很多很多障碍,但我个人认为南方科大必须大胆地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标本,大家都希望它能够继续成长,大家要多做建设性的工作。          

网易读书: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       

杨东平: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体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制度化的成功,其实比课堂教学改革更重要的是奠定一个新的大学教育制度,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包括理事会治理结构、教授治校等这样的治理方式。 对于高考而言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高考现在是对所有学校统一的招生考试办法,高考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允许更加多样化的探索,给高等学校更多招生自主权,我看南方科大家长提供的材料,其实没有经过高考的学生也不止南方科大一家,还有南京大学的少年班,甚至从初中就选拔来上大学的也有,并不是没有例外,改革就意味着打破常规,要允许改革、允许探索,这是很重要的。         

网易读书:除了考试之外,南方科大,包括香港科大,对于学生还有什么综合的评估体系呢?除了我们所了解的考试之外。       

孔宪铎:香港科技大学进来学生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完全是一个系统。        

杨东平:香港是有统一考试吗?       

孔宪铎:是的。       

杨东平:学校还有面试吗?       

孔宪铎:没有,我们可能有,刚开始的时候,以后就没有面试了,完全一样,这点上我们没有特例。       

杨东平:香港高校的考试入学制度我们不是很了解,美国、台湾、日本等我们反而了解得多一些,因为香港学校比较少,大家没有特别关注。 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年底以前公布,我刚才讲了,它的基本价值就是高考模式的分类考试,不同院校举行不同的考试,不用全国人民都考一张卷子,非和考清华北大的捆绑在一块儿不合理。 第二就是高校的自主权,要允许高校更加多样化地考试和录取,包括评价方式,“多元评价,双向选择”。 总之,它的方向更加多样化,更加强调大学招生的自主权。         

网易读书:您在09年的博客里提到了中国奥数课业负担很重,我们的学生就成长在应试环境下,当他长到大学时,独立的精神、人格可能都塑造得不是特别完善,您觉得一个大学,它的精神和使命在哪儿?    杨东平: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笑),大家经常说“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这是一个大学的理想,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理想,但这种目标离中国内地的大学是特别遥远的,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做最最基础性的工作,要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使大学更像一所学校,而不是像一座行政机关,我们现在ABC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起步,还远远谈不到现代大学理想,还比较遥远,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网易读书:孔老师怎么看?   

孔宪铎:我也借机会讲讲这个话,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香港科技大学是不可以重复的,除非你在环境、政治、经济所有条件上,今天有的和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有的完全一样,缺一都不能重复。       

杨东平:但我觉得香港科大的成功给中国很多启发,过去大家有个成见,只有百年老校,清华北大才能成为优秀大学,现在除了香港科大,包括印度等很多地方都提供了新的案例,一个新大学,用二三十年时间也能够达到非常优秀的水平,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规律性东西的,就是刚才讲的,(用)第一流的学者、学术自治来构建一所新大学,这种成功给了大家很多信心。        

孔宪铎:我做副校长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为任何一个人说情,从来都没有过,这在中国恐怕还要一段过程。       

杨东平:对,香港还有一个法制环境,大家都非常严格地遵守规则;第二它有西方文化的背景,和完全中国内地式的人情社会也不太一样。在中国内地的环境当中要讲学术自治、学术自由要困难得多。         

网易读书: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访谈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南方科技大学是否能够成为下一个香港科技大学,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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