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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有三股政治力量

2011-09-05 16:12:05 来源: 网易读书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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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当时的情况,有三股政治力量,一股力量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一股就是士绅,立宪派。随着历史的演变,袁世凯后来从中延伸出北洋派势力,这是第二股力量。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清王室本身的力量。


高全喜:真正有活力的宪法是基于现实的政治力量以及这个政治力量背后的道义支撑所构建的。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当时的情况,大方面来说有三股政治力量,一股力量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一股就是士绅,立宪派,以及清王朝当中有新观念的、致力于改良的官吏,甚至包括一些大臣改良派力量。随着历史的演变,袁世凯后来从中延伸出北洋派势力,这是第二股力量。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清王室本身的力量,有时候是现实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法统的力量,是一个正统性符号。

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个帝国,帝国不单纯只是一个本土关内的中国,还包含着一个边疆,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广大的领域,清帝国采取多种治理方式。这三股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后,它是有一番力量的张力,冲突,背后又有理念、价值的冲突和斗争,但是也有妥协和合作。现实过程是这三种力量共同的斗争、妥协矛盾的产物才产生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以帝国的解体崩溃的方式建国的。考察历代的帝国,无论是欧洲的帝国,还是欧亚之间的奥斯曼帝国,基本上都是一个解体方式、分崩离析的方式演变的。唯有中华帝国,满清帝国,是把完整的帝国转化为民国,包括法统,它的人民,它的地域,而这又不单纯只是内陆的汉族以及关内的中国,它是指汉满蒙回藏,关外整个帝国都属于中国人民,疆域属于中华民国的疆域,这样转让给中华民国。这样的过程中,没有这三种力量的相互斗争和妥协,没有支撑斗争和妥协的道义和价值,就是法统和道统的话,如何安顿?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最后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广大的边疆,广大的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我们看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各种列强对这些地方虎视眈眈,很快就会解体。恰恰是由于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的趋势,才把一个完整的传统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一个立宪共和国体。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这三种力量的关系中,我们不能只看到国民党人内部激进化的、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这一极,还要看到革命党内部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制这一面,同时还要看到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清帝逊位本身所代表的清王室在面临社会变革之际所采取的一种屈辱而又光荣的逊位的方式,把这样一个帝国完整的移交给了共和国。这三种情况要求我们应该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来还原历史,寻找历史背后的价值以及道义的方式并给予真诚的对待,而不是只是说就是革命党,尤其是革命党激进的革命派的建国方式。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首先我把袁世凯的力量称之为“袁世凯条款”,我们就可以看到,袁世凯条款,清帝逊位中所说的袁世凯全权组织未来立宪共和国体这样一个定位,对袁世凯这股北洋势力以及袁世凯本人是双重意义。第一方面有一种授权,他担当起当时社会转型中组建一个共和国、甚至不排除他当这个共和国的大总统的权利,但是对他也有限制,必须建立共和国,而不是一家一姓之王朝,不能称帝。像袁世凯,在转型过程中贡献很大。不能从动机论、权谋论来谈袁世凯怎么怎么搞阴谋诡计。我们看客观效果,南北议和之后,一方面和南方议和,一方面和清王室利诱蒙骗,无论怎么说完成了这个过程,这个客观效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历史转型在他的主导下实现的,完成的。他的完成对他本身来说又是一种枷锁,他必须构建的是一个共和国,他后来的称帝就是乱臣贼子,违背了约法还有《清帝逊位诏书》,自我违背了这个界定,他就是乱臣贼子。当时反抗袁世凯称帝是具有法统的道义性和正当性的。

我们再看到革命不彻底,保留了这个王室。有人认为,这一群孤儿寡母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把权利就让了,即使不让权,革命也会把他们一扫而光,他们的逊位没有什么价值,这是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他完全可以被你杀头,袁世凯要是把他杀头了,这个革命就崩溃了,导致其将反革命进行到底,坚持他清帝的衣钵进行到底,这导致的结果是帝国的崩溃。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帝国的崩溃,看到中国就四分五裂,只不过革命党保持了南方政权,然后袁世凯割据北方,内外蒙,新疆、西藏归英国的,归日本的等等,就不是后来的那种结果。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解体的中华帝国转让给了中华民国呢?在这里面不是革命党人的功劳,而是清帝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移转了最高统治权,把它作为法统上的权利和平地移交给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因此有一个接续中国传统的法统以及治理整个前满清帝国的地域和人民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使得在这个过程中满清皇室和革命党共同一起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现代中国和新的现代中国人民。

在这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思考比较成熟的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个立宪派具有中庸折中的,但又是非常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义,他能够处在一个中间位置,能够协调革命党和保皇党的对垒,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可以说与时俱进,具有雄才大略,可以说是具有建国者真正的立宪意识。只不过支撑立宪派的中坚力量不足够深厚,革命党中的激进派某种意义上来说占了上风。袁世凯虽然参与了共和国的构建,毕竟他的见识胸怀还是不行的,他有称帝的野心,革命党又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激情,立宪派又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正好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因素,致使真正的中华民国宪法,不是约法,也不是《清帝逊位诏书》,而是未来要构建的,通过议会要构建的真正中华民国宪法,就一直在十年之中反反复复,一直没有建成。

辛亥革命前,开局是不错的,十年的制宪过程曲曲折折是失败的,导致的结果是这十年多的共和时期建国制宪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具有生命力的宪法。所谓宪法必须来自所有社会力量的真实妥协的产物,而不是虚假相互欺骗的产物。

田飞龙:关于辛亥革命之后制宪的十年过程,我读您的这本书深有感慨。临时约法当时是在南北和谈过程当中由南方革命党单方制定的,为了限制袁世凯专门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后来袁世凯要求自己制定自己的约法。实际上他们分别作为一派要求把自己的意见输入宪法当中,都是正当的参与立宪的诉求。不过,我们发现从《清帝逊位诏书》,临时约法,到袁世凯约法,始终寻找不到一种机制,或者妥协的精神,或者妥协的程序,或者由于您刚才所讲的张謇所代表的立宪党人实力还不够雄厚,结果就是无法组织一个包容所有政治力量的制宪平台与过程。每次制宪,都是您刚才结构分析里面某一派的单方面制宪。因为是单方面制宪的结果,袁世凯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讨论和制定,使得所生成的文字宪法、文本的宪法无法获得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支持,最后不得不通过革命、镇压革命来反复,使得民国的制宪一直没有完成。

高全喜: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护法,军事护法,也开了另外一个不好的先例。本来议会制宪,发生分歧,展开议会斗争,重新启动新的程序,还是在宪法之内,动不动就军事护法显然不妥。

Echo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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