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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2010-01-21 11:51:25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0 手机读书

直到《新青年》刊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时,《新青年》仍是一个既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看家本领的陈独秀,动用各种哗众取宠的手段,逐渐把这本杂志“忽悠”得重要起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一   “普通刊物”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就作者而言,《新青年》第1卷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第2卷虽然突破了“地域圈”,但仍局限于陈独秀个人的“朋友圈”内。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第1~12页。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大抵类似自我张扬的“广告”。论者常以《新青年》作者日后的成就和名望来评断其撰作阵营。实际上,早期《新青年》作者大多是在五四以后才逐渐成名的,有的一直名不见经传。如第1卷的作者有高一涵、高语罕、汪叔潜、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陈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汝非、方澍、孟明、潘赞化、李穆、萧汝霖、谢鸣等人。其中高一涵当时尚在日本留学,1918年才进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在五四前后的知名度,可举一小事为证:1924年,高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不满,原因是他觉得商务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薄待。

陈独秀本人在民初的知名度其实也不能高估。1915年10月6日,陈独秀之同乡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引注:汪自称)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引注:即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69页。可见两人此前并不相知。1916年底,吴虞第一次与陈独秀通信并给《新青年》投稿时,亦不知陈独秀何许人也。次年1月21日,吴虞才从朋友处打听到陈独秀的情况,并记在日记中。吴虞日记载:“陈独秀,安徽人,年四十余,独立前看《易经》,写小篆,作游山诗,独立后始出而讲新学,人之气象亦为之一变。长于英文,近于法文亦进。曾游日本,归国后充当教习。盖讲法兰西哲学者。住上海一楼一底,自教其小儿,其长子法文极佳,父子各独立不相谋也。”

陈独秀与蔡元培相知较早。当蔡元培决意聘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独秀以“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6页。为使陈独秀能够顺利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在向教育部申报时,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参见庄森《一份特别的履历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自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汪原放所称的“大叔”乃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汪孟邹于1913年春天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怂恿”的。陈独秀最初有意与亚东图书馆合作出刊。而汪孟邹以“实在没有力量做”为托词拒绝了陈独秀,却接受了章士钊创办于日本东京的《甲寅》杂志。汪孟邹之所以在章、陈之间作出厚此薄彼的选择,显然是基于章的声望以及《甲寅》杂志已具之影响。当时陈的名气固不若章氏,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流亡日本,于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政府。《甲寅》杂志总共出了10期(1915年10月终刊,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前4期在日本出版,后6期由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出版。汪原放认为,“《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仅出版10期的杂志,其影响度恐不可高估。汪孟邹与章、陈两人的交情不相上下,而汪之所以厚此薄彼,恐更多出于章士钊名望的考量。有论者认为,汪孟邹的选择,乃基于《甲寅》杂志“一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笔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仅出版过4期,不可能达到其广告所称的“一时中外风行”的程度。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其改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8页。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通告》,《新青年》第2卷第1号。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技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名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参阅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在情理之中。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新青年》第2卷第1号“通信”栏中,有“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的读者来信;第2卷第2号“通信”栏中,有署名王醒侬的读者来信;第3卷第3号的“通信”栏中,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读者来信,均强调《新青年》(《青年杂志》)乃继《甲寅》杂志而起者。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1000本。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33页。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79页。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怀有好感。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所称“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其潜台词亦以陈独秀早已是“大名家”。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三个月前,陈独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彩,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张耀杰在《〈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中认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断,是因为自第4卷起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给印刷带来困难,印刷厂不愿代印。所举证据为汪孟邹致胡适的一封信。该信引自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写信时间为1918年10月5日。张耀杰怀疑写信时间有误,应为1917年10月5日。笔者查阅了此信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写信时间为“民国七年十月五日”。故张耀杰之说不能成立。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2卷起,接连发表了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9页。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王奇生) 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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