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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关、戚如何凭借《红旗》杂志窜红

2010-01-15 07:27:39 来源: 网易历史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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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3人在没有进入《红旗》杂志社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进入《红旗》之后却都成为当时政治上的“名人”,而且都被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成为中共中央的“秀才”,毛泽东的“笔杆子”。

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和穆欣
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和穆欣

《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提起“王、关、戚”,年龄小的可能不知道,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对他们却是记忆深刻。他们分别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他们的成名,与当时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革时期是《红旗》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文革初期,一篇《红旗》杂志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或评论员文章,就可能改变当时政治的风向。而当时的《红旗》,虽然仍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但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却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3个副总编辑。他们3人在没有进入《红旗》杂志社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进入《红旗》之后却都成为当时政治上的“名人”,而且都被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备受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成为中共中央的“秀才”,毛泽东的“笔杆子”。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红旗》杂志为他们3人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平台,他们是《红旗》的“宠儿”,《红旗》的“红人”,“《红旗》之星”。

他们3人当中,王力在《红旗》的资历要比关锋早,而关锋又比戚本禹早。王力是《红旗》杂志创刊时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任编委,对此他颇为自豪和得意,称编委名单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

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早期曾用笔名“王力”,写了一本描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晴天》,“各根据地都翻印了这本书,毛主席也看到了”,得到了毛泽东和康生的赏识。而据王力自称,他“直接接触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是从1957年开始的”,“在1957年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欣赏”,还“参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的整理和发表的工作”,“1958年创办《红旗》杂志,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参加创办《红旗》,作为主管国际问题的编委”。

王力还说,“后来(引者注:担任《红旗》杂志编委后)实际上我的工作既不在中联部,也不在《红旗》,而是钓鱼台。钓鱼台盖起来不久,就开了一个八号楼住秀才班子。毛泽东、常委、书记处直接抓这个班子,为他们起草国际国内的重要文件”。“这个班子是从同苏联打交道开始。赫鲁晓夫变脸了,毛泽东抵制了他的‘对表’。中国要独立自主,决不能屈从苏联的指挥棒。这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钓鱼台是1959年盖起来的。1960年2月,我跟康生去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因为王稼祥病了,康生是临时决定去的。这是中苏第一次公开冲突。接着就是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我是十下莫斯科,10次跟苏联人打交道,有9次都有康生,康生只有一次裁军会议没有去,10次都有我。”据称,对此,“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陈伯达,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而且从1960年起,王力就被授命可以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4年起又被授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对于王力能够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就得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认为王力的受重用“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另一种则是王力全然否定第一种说法。对于王力的辩驳,个中缘由是复杂的。除了王力自己的才干和相当强的政治头脑外,时运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因为一篇文章得到最高领导人赏识而受到重用的“笔杆子”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某位领导人的推荐,要想在短时间内就“出名”,也是比较困难的。

担任《红旗》编委后的王力,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文章,其中以他和乔冠华、姚溱联合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居多。“于”指的是乔冠华,“乔冠华过去在重庆时用过笔名‘于怀’”,“‘兆’则是‘姚’的偏旁(引者注:应为左边),三人的姓名合成了‘于兆力’”。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外交英才乔冠华》中写道:“50年代末,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应毛泽东倡议问世。该刊的国际述评初时就由乔冠华参与执笔,署名‘于兆力’。……‘于兆力’的文章曾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美国国务院曾把‘于兆力’的重要文章编印成蓝皮书,其权威性可见一斑。”至于署名“于兆力”的文章究竟是谁写得比较多,叶永烈在其著作中指出:“三人只合作写了一篇。此后署‘于兆力’的文章,是王力一人写的”,王力也称主要是自己写的,而李连庆在为乔冠华写的传记中也只提到初时“由乔冠华参与执笔”。另外在《姚溱纪念文集》中,也仅收录了一篇署名“于兆力”的文章《古巴人民抗美爱国斗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可见,王力的“贡献”可能更多一些。

作为钓鱼台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王力还参与起草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包括中苏论战期间的“九评”)和中共领导人的报告、文件。王力说,“引起苏共抗议的3篇文章,主要是《列宁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是陈伯达主稿,我和朱庭光协助的”;“1963年4月开始在杭州起草‘二十五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协助主席的有陈伯达、王力、范若愚”;“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发表一篇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文章是我写的,那时写国际文章主要是我,秀才班子已没有了”。他还强调,“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和书记处的同志经常直接布置王力的工作。过去搞人民公社六十条,一搞就是半年。以后还参加搞工业七十条”,“还到杭州参加协助毛主席起草农村十条(即‘前十条’)。以后又协助毛主席起草二十三条”;“此外,周总理的每次重要报告,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王力也都参加起草”。王力以上所提到的文章都相继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但是,使王力在中共领导最高层里真正出名的,却是由他执笔的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据称,当时中共中央“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文章发表在1965年9月3日《红旗》第19期,其重要性在于它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这一概念,强调毛泽东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文章称:“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此文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赏识: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林彪就“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在“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

就这样,一篇文章使王力再次成为《红旗》的“宠儿”,不久就担任了《红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员之一。

xbchen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杨永兴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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