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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执掌湘军后遭10次贬抑 为何不思谋反?

2010-01-12 10:49:57 来源: 新华网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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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曾国藩与清朝廷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

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集团兵勇自募、粮饷自筹,且实行兵为将有、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虽与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显区别,但也不同于八旗、绿营诸将帅。曾国藩就认为,他们自练兵、自筹饷,与岳飞的岳家军极为相似。所以,他们有时候称湘军为“义军”、“义旅”,将自己募练湘军、举兵东征称之为“起义”,以有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兵。其《讨粤匪檄》虽然气壮如牛,但却始终不敢稍违这种身份,只能立足于维护地方利益,至高至大不过是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绝不能像大将军出征那样,动称奉天子之命征讨四方云云。然而,他们也不同于祁寯藻、彭蕴章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旧贵族。因为他们手中有实力,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既非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也不是满洲贵族驯化已久的奴才。所以,从本质上看,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

首先,谁也离不开谁。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而当他们面对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种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

所以,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大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矛盾,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相应做过几次较为明显的调整。

第一次是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怒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

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称“才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且从此改弦更张,行事更为谨慎,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化,为臣之道也随之不同,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犯颜直谏虽自古有之,不失为臣之道,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宁可放弃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尝试,另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再也不甘冒风险,贪图便捷。因为皇上既然不许,臣下就不该强而为之,这在曾国藩看来也是为臣之道,且从此恪守不逾,无稍改变。

第二次是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从此惕然警惧,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传入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担心自己也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那样,含冤而死。他面对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忧悴已甚,喟然长叹,对身边的好友刘蓉说:“当世如某公辈,学识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醜,而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对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愤懑,可谓溢于言表。这样,咸丰元年至八年之间,尤其四、五、六、七几年,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不在日记中有所发泄。所以,当摹写石印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出版之时,其他年份或间有删节,而上述时期则全行删除,以致在数十年日日相连的日记中,造成十几年的空档。《清稗类钞》称:“ 湘乡曾氏藏有《求阙斋日记》真迹,装以册页,得数十巨册,皆文正所手书。宣统纪元携至上海,将赴石印。中颇有讥刺朝政、抑扬人物处。或见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录,以卷帙浩繁而罢。及印本出,重览一过,则讥刺朝政、抑扬人物之处,皆删除净尽矣。”

第三次是咸丰七年,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其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其大发议论,“肆口诋毁”,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心亏理短,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于是,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于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例如某宰相云云,关键不在其怎样说,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问题。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而要成就大业,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当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更属荒唐,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所以,曾国藩自此之后,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与这次大彻大悟、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

不过,曾国藩只是改变了对清政府的态度,并非改变了自己对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败依旧,满汉藩篱依然,只是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后快了。这从他处世态度的变化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其承办团练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后被赶出长沙,与此有很大关系。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败与此不无关系。而再出领兵之后,处人则日趋圆滑,对事则不求速成,似乎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况弟之碌碌乎!”又说:“往岁志在讨贼,尚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还说:“国藩昔年锐意讨贼,思虑颇专。而事机未顺,援助过少,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他在家书中则称:“余此次再出已满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又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当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誇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曾国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们另一方面的忧虑和批评。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又说:“方伯此语极有见地,时人知此义者鲜矣。”胡林翼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忧虑,并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评。曾国藩在给毛寄云的信中则说:“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诒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者见阁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矣。”

他对世人尚且态度如此谦谨,而对清朝皇帝就会更加恭顺,一扫昔日狂态了,且愈是后来功高震主、名满天下之时,个人不无屈抑之际,则更是如此。虽然郭、胡诸人对此变化曾一时不无忧虑,但从实践上看,无论对其本人还是整个集团,可谓失之者甚微,而得之者甚大。

第四次是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

曾、胡二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遂致曾、胡二人一时陷入困境,集团内部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国荃恐撤安庆之围,坚决反对北上“勤王”,大约于举例论证之际,涉及到清廷高层决策与内部皇位之争,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引起曾国藩的极端惊惧,遂行严加训斥,逼令缄口。态度之决绝,口气之严厉,在历年家书中可谓空前绝后。可惜未能见到曾国荃的原信。然从曾国藩的回信中,仍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清政府的政策,其与清政府缔结君臣之盟的政治动机,更是显而易见。所谓忠义云云,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和动力。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的复信中称:“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又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还说:“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归纳起来,曾国藩在信中谈了四层意思:一是戒骄戒妄,不可对自己不懂、不晓之事硬下断语;二是不可妄议朝政,触犯武臣之大忌;三是不可轻弃忠义的旗帜,否则无以号令天下;四是不可轻弃君臣之盟,否则必致孤立而失败。因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虽有满汉矛盾和权利之争,但从根本上讲利害一致、命运相连,倘若清政府垮台,他们也势必陷于孤立,难以独存。然曾国藩所以对之声色俱厉,不仅为了陈明利害,让他懂得同满洲贵族缔结君臣之盟和高举“忠义”大旗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他知道维持这种同盟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作为一个武臣,一定要恪守臣道,不可干涉朝政,既不能做,也不能说,强迫他这个不学无术、狂妄自大的胞弟闭起嘴巴,以免坏了自己的大事。因为他并不担心清政府垮台,也不打算北援。其根据是,在写此信之前,曾国藩已在李鸿章的启发下,断定英法联军必于强迫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后而撤兵,并与李续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况且,就他们对清政府的那些议论而言,曾国荃的话可能比曾国藩更接近实际,曾国藩也未必就没有听到这些议论,只是他不想让曾国荃议论此事而已。

总之,北援问题就像一块试金石。不仅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内战积极、外战消极的政治嘴脸,也揭示出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君臣关系的实质。他们同满洲皇室之间,并非亲如家人,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基于共同利害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只是这种同盟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而是一个汉族地方军政集团同满洲皇室之间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共同利益是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维护封建制度。这个汉族地主阶级军政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明显的话,那么一遇到外国入侵问题,就会立刻突现出来。当时接奉北援谕旨的其他督抚,无不闻命而动,甚至有的并未奉有明旨,听到消息也连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观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联军签约。其时,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们的异心,然事后竟不置一词。其情形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做法颇为相似,仿佛是四十年后“东南互保”的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实力集团,其形成、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农民起义军。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结盟,也可以同外国侵略者结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实力,无时无刻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异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们手中的实权,只是苦于没有条件而已。否则,就不会发生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事。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与对待自己的心腹、亲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是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很多问题不如后来暴露得那么充分。

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

第五次是咸丰十一年,那拉氏、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使曾国藩等虚惊一场。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几次谈及此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载:“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载:“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还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十七日载:“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气象愁惨。”“少荃来,与之鬯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二十二日载:“张仲远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阅。内言载桓、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职,另用桂良、周祖培、宝鋆、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始末矣。因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系摹写石印出版,并非如《湘乡曾氏文献》那样原稿影印,故其内容曾被人多处篡改。除前引《清稗类钞》外,薛福成也曾谈及此事。其《上曾侯相书》编后按语称:“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 ’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查《求阙斋日记类钞》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果如所言。不过,此尚属校刊无意之误,或可查有实据,而事涉辛酉政变的记载是否经人篡改,那就无从可知了。

仅从现有记载看,曾国藩对这次政变的情况知之甚迟,且主要是从私人通信中得到的。当其初闻新元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尤其赞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际,心中大为震惊,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却不明究竟。故数日间坐卧不安,天天与李鸿章密谈,甚至不惜私拆别人的信件来探求京中情报。当他知道政变的最后结局之后,方才放下心来,开始与身边的幕友公开谈论此事。然而,有件事虽然令他感到庆幸,但却万万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没有听从王闿运的劝告,同肃顺联手反对那拉氏垂帘听政。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称:“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怡、郑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是否因为曾国藩不赞成王闿运的政治主张,故而得书不报呢?不是。他曾对胜保关于近支亲王辅政的奏请大加赞扬,显然是同意“恭亲王宜当国”一条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书日记》载:“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议扰攘已久,且此时已成定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无须表示的。唯近支亲王辅政一事系刚刚提出的,更何况曾国藩一向瞧不起胜保,说明他早就同意王闿运“恭亲王宜当国”的主张。但是,他却不会像胜保那样,甘犯武臣之忌而为人火中取栗,最后竟被那拉氏砍了脑袋。不过,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权臣不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尤其咸丰七、八年间大彻大悟之后,一改昔日的傲气,态度愈益谦虚,行事愈益谨慎,言词之间尚严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请带兵进京,横断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权贵亦是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来的行事原则,严树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无情地讥讽,他怎么会与如日中天的肃顺联手?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不过,曾国藩不与肃顺交往,更不与之联手反对垂帘听政,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肃顺执政以来的做法持有异议。咸丰九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近来科场事株连太广,夷事办理太柔,均不甚惬人意,常思一陈鄙愚。而回顾在外数年百无一成,言之滋愧,宁默默也。”从后来的情形看,曾国藩的思想主张与奕訢更为接近,故辛酉政变只是使他虚惊一场,远没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罢免奕訢时,所给他带来的震动那么强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愤争。

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在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六大臣之权,统兵十万、敛财六省以来,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不料,自同治二年湘军攻克太平军九洑洲要塞,尤其苏州、杭州相继攻克之后,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而清政府在处理曾、沈厘金之争中右沈抑曾,尤其户部虚列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无疑是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使他感到形势紧迫,不得不急切寻求自全之策。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之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而 “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又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当然,曾国藩最害怕的还是清廷对他的疑忌。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舍一部分权利。故此他一再向亲朋好友表明心迹:“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又说:“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临冰渊,而使人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此中先后之序,尚须妥商。”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愧一代儒将,深明以退求进、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不过,此所谓“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则属谎言。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荃根本没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对被逼退隐一事极为不满。而曾国藩这样讲,不过是为将来的具体安排预设伏笔。曾氏兄弟太过招摇,其功成身退、割权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么退尚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则曾国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国藩要故意如此谬说,未雨绸缭。有了这一伏笔,将来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准曾国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迫使曾国藩重新上报,不得不让毫不相干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继则食言自肥,赖掉咸丰帝收复江宁者封王的许诺,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随之又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颇有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理由是“恐有献俘等事,将益朝廷骄也”,可谓狂妄之极。故清政府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且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苦战时,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无不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脊背。而在天京大发横财的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则唯恐清廷真的要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内心极为恐惧和忿恨,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据萧一山称,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无论此事确实与否,而这种可能性当时确实是存在的。

此时的曾国藩,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部下诸将同样的感受。一年后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当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而攻陷天京后,“部中新例甚多,余处如金陵续保之案,皖南肃清之案,全行议驳,其余小事动遭驳诘。而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责备尤苛,措词严厉,令人寒心。”满汉之间本来就界线分明。清政府既然如此对待功臣,起兵造反并非没有理由;夺回汉家江山亦未尝不大快人心。更何况,论及个人能力与资历,尤远非那拉氏、奕訢所能相比。然曾国藩想得要比这深远得多,头脑也不像曾国荃那么简单。他心里非常清楚,清政府并非真的要追查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不过虚张声势,加大政治压力,逼迫曾国藩就范:或则匆忙起兵,或则杀羽自保,二者必居其一,且须迅速作出抉择,以免其势坐大,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因曾国藩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疼不如短疼,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选择杀羽自保之路。所谓杀羽,就是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所谓自保,就是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一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他的具体做法是,对天京窖金下落来个死不认帐,明明被曾国荃的部下抢去,却硬说天京并无窖金,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可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而对幼天王的下落,则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必得保全曾国荃及其部下,以求大家相安无事。他先以幼天王自焚上报,继称其死于乱军之中,及至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之时,则对上奏揭发此事的左宗棠反唇相讥:天京破城之际不过逸出一千多人,就要如此反复追查、定要严惩失职将领,若如杭州那样,太平军大开九门,逃出十万八万,那时又当如何?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沈二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藩与清廷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间有一个胜利者无罪的原则,对功臣只可赏不可罚。当时,曾国荃及其部下已在天京发了横财,个个箱满筐溢,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这份财产,再不想为别的事打仗。然他们也曾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受尽煎熬而不肯散去,就是为了最后能进城大抢一通。如果清廷或曾国藩威逼太紧,定治其罪,令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宝物,他们必然铤而走险,起兵叛乱。所以,曾国藩对清廷严惩走脱幼天王失职将领的谕旨,坚决顶着不办,以安曾国荃等人之心。而清廷这样做,本来就是别有用心,意在逼曾国藩裁军辞饷,一旦曾国藩真的这样做了,追查之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最妙之法也就莫过于不了了之了。

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挥戈北上,代清自为,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则本来就无此野心,或因料无胜算而知难而退。曾国藩一生愁苦,时萌退志,常有生不如死之叹,或许真的没有称帝之心亦未可知。早在攻陷天京之前,他就曾在答复同年好友的信中表示:“年来忝窃高位,饱聆誉言,虽同年至亲如寄云、筠仙辈,亦但有赞美而无针砭,大有独夫之象,可为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尽泯,不敢因幸获之战功,倘来之虚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为故人告者。然辖境太广,统军太多,责任太重,才力太绌,正不知以何日颠蹶,以何日取戾。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实自度精神不复堪此繁剧也。”联系祁门被困时曾遗嘱曾纪泽,要他长大后不可为官更不可带兵,只可一心做学问云云,或许曾国藩的人生乐趣,属文治学更多于从军从政,真的素无称帝之心。倘若并非如此,当时不仅存在着曾国藩起兵造反的客观可能性,而且他也确实具有这样的主观意图,那么终未成为事实的原因,则只能是政治上尚乏准备,军事上尤无胜算,以曾国藩之明智不肯干此蠢事,远不如继续做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更为有利。有人说曾国藩不愿称帝是因为忠君思想的制约,似乎他满有把握做成皇帝却偏偏不肯做,令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这不过是笔记小说的惯用手法,装饰文采而已,实则经不住认真推敲。因为作者仅提到有人拥戴和曾国藩拒绝两事,并没有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尤其湘淮军集团的实际状况做出分析,其拒绝的原因决不限于一条。且支配人们是否采取行动的最后关键并非道德规范,而是对根本利害的权衡。倘若曾国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为的胜算,所谓忠君云云就绝不会成为他的思想政治障碍。因为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君臣伦理并不妨碍改朝换代。试想自古开国明君取得天下,哪个离开暴力弑君和阴谋篡逆两途?然一旦权位到手,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对篡弑者的谴责,变为对新帝的诚心拥戴。曾国藩熟读经史,岂不知这番道理?

在这次战略退却中,曾国藩所遇到的另一棘手问题是曾国荃的出处。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饕餮之名满天下。其每克一城必纵兵大掠,而大发横财之后则必回籍购置田产起盖大屋。其为人复张扬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已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因正率军围攻天京而未赴任。按照清朝制度他是可以单独奏报军情的。然清政府却不准这样做,遇事只能由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转奏,不消说与左宗棠、李鸿章相比,甚至连个按察使衔兵备道都不如。攻陷天京的当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他与杨载福、彭玉麟联衔八百里驰奏报捷,随即受到清廷的严厉指责,抓住“大势粗定,遽回老营”一事横加罪名,“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实际上不仅不承认他的捷报,而且节外生枝,故意吹求,以实施政治上的抑制和打击。曾国藩看透了清廷意欲将其排而去之的用心,遂于七月二十日奏请裁撤曾国荃所统兵勇之半的同时,提出是否准其本人回籍养病的问题,进行试探。称曾国荃“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驱,一面亲率遣撤之勇部勒南归”。而曾国藩本人尚未应允,“嘱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请开缺,姑在金陵安心调理,代臣料理善后事宜。”谁知清廷比曾国藩还急,尚未接到这一奏请,就对曾国荃当头又施棒赫,下旨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查明报部备拨”。并对之郑重警告道:“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孰可长承恩眷。”其后清政府虽在谕旨中假意挽留,将曾国藩奏折中的话重复一遍,但却绝口不提赴任本官之事,反而肯定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的想法“合于出处之道。”曾国藩见事势难以挽回,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其动作之快实出意外。不想,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他本来就藐视清廷,心怀不满,加以缺乏涵养之性,遂于大庭广众之中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公开发泄出来,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三年后他对自己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原来这一次再次地陈请开缺回籍,都是曾国藩耍的政治把戏,曾国荃从无此意,都是阿兄背着他干的。不学无术的曾国荃既不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也不懂为臣之道,更不能理解胞兄的这番苦心。所以,曾国藩欲行退却之策以保身家名位,对这位不知进退的胞弟,非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其就范不可。“舍弟”的表现虽令曾国藩当众出丑,但他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难题,圆满完成了这次极为关键的退却。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说,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然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

第八次是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测,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

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二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歔久之”。那么,他们究竟谈何国事呢?数日后彭玉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议政王为九江蔡寿祺以莫须有污蔑,致出军机,中外骇闻。伏思今上当极,两宫垂帘,实赖贤王公忠体国,上下一心,华夷钦服,始有今日中兴气象。何物蔡寿祺,丧心狂吠,以珰人之授意,竟敢害于忠良。倭公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议政其周召,若辈其管蔡乎?天下有心人能不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领进词,而爵相极力劝阻,须俟城内动静,再作道理。兄不学无术,不平欲鸣,抑恨堇吐,其如愤火中烧何!” 还说:“小人道长,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赋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耶?”原来,令曾、彭二人言之感伤、“欷歔久之”的“国事”,就是西太后罢黜恭亲王一事。看来他们共同的意见是,此事关系重大,决不可坐视不理。惟所不同的是,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不能仅根据一纸京报就采取行动。这件事说明,清政府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遭受打击的仅是曾国荃一伙。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派系可能不闻不问,有的甚至会幸灾乐祸,煽风点火。这是因为他们太不得人心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使之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成为众矢之的,也在曾国藩集团中陷于孤立。倘若清政府欲行兔死狗烹之策,将湘淮将领一网打尽,他们就会由四分五裂走向一致,联合起来抗满自保。根据当时的形势,很可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或如萧一山说的那样,挥戈北上,拥曾为帝,亦未可知。联系那拉氏死后,因摄政王载沣排斥袁世凯,拆散满洲皇室与汉大臣的联盟,从而导致清王朝迅速灭亡的事实,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这种结局,曾国藩集团也仅只虚惊一场。

第九次是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让贤者之路。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首先,回任江督行不通。因他辞职的理由是有病,“不能用心阅文,不能见客多说。既不堪为星使,又岂可为江督?”所以,既辞钦差就不能不连江督也一并辞去。其次,“乞归林泉亦非易易”,“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再次,“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最后,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他在给鲍超的信中也以此招为得计:“仆自去岁以来,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从无不平之意形诸言色。即因病陈请开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进京,但求留营效力耳。”然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因为这样以来,不仅使后来者觉得碍手碍脚,倍生反感,且极易启人疑谤。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同时,“维系军心之言与平日惧为权臣之意自相矛盾”,且有“挟军心以自重之嫌”。这前面一条可能导致李鸿章的坚决反对,他令其兄李瀚章劝曾国藩回任江督,即已显露此意。而后面一条更是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是万万不可轻试的。当时也有人劝他直言极谏,陈明利害,以改变清政府的做法。他出于同一原因,不敢这样做。他在给尹耕云的复信中解释说:“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唯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唯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唯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态。” 又说:“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就是说,可怕的不是御史而是为其撑腰的清廷,他们是根据朝廷的眼色行事的。朝廷发阅弹章,不过是放只氢气球,意在逼曾国藩交权退避,若竟倔强不服,必有更加厉害的后着,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曾国藩身为人臣,欲保名位,无论内心感受如何,都必须拿出对之忠诚驯服的样子,人君可畏,人言亦可畏。正像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去冬以来,忧谗畏讥尤甚于昔”,“从此不居极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同治九年三任江督时复函友人称:“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不过,这只能说明其内心的懊丧,事实上却无法真正这样去做。此可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坚信命运之说,大概这也是根据之一吧。

第十次是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使自己成为过街之鼠,众矢之的。清政府再次中途易帅,让他灰溜溜地再返江督之任。

其实,曾国藩的办案方针与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其种种举措亦无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不过隐瞒了法国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没有如实上报而已。故舆论的冲击不仅针对曾国藩,也是针对清政府的。然专制时代有一条非成文法,国家最高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只能指责经办大臣,不能指责皇帝。如南宋的秦桧,晚清的穆彰阿,多年来一直受到万人唾骂,对其本人固属罪有应得,但同时也是代皇帝受过。只是这一过程发生较迟,都是在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极之后,朝廷大张其过,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而曾国藩则是现世现报,一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最后仍以曾国藩的奏报结案,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原定死刑20名改为16名,也不是李鸿章争来的,而是俄国被杀四名只要赔钱,不要中国人抵命。正是清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他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两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忧悒。”显然,这些人不过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他们从清政府对天津教案和曾国藩的处理中得到一个信息,知道曾国藩已经失宠,故会大着胆子这样做。曾国藩“心绪忧悒 ”的原因,也不只这些麻烦本身,而主要还是造成这些麻烦的深层原因,同清政府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会越来越困难。

醇亲王奕譞与叶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对曾国藩采取这种态度,也可能与曾国藩拒绝他们的有意拉拢有关。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曾一再向其致意,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同治八年春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致一信,对曾大加赞扬。曾国藩没有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同治九年春奕譞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以求应和。曾国藩亦没有回信,仅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兹承转寄见赠之作,诗笔既工,用意尤厚。惟奖许过当,非所敢承。理宜奉笺致谢,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素不工诗,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谢悃。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至荷,至荷。”醇亲王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恭亲王之弟,同治帝之叔,那拉氏的妹夫。长期以来,他与那拉氏紧密勾结,欲与奕訢一争高下,至于不惜主动拉拢湘淮军帅,以加强自己的地位。不过,曾国藩不与奕譞交往,不仅避交接权贵之嫌,更为避内外交通之嫌。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以杜绝王位之争。故前者可能关乎个人名声,而后者则可能招致灭族之祸。事实上即使没有那么严重,亦远非大臣所宜。曾国藩对此惕然警惧,远嫌避祸,亦属恪守臣道之举。然而,这样一来却深深地得罪了醇亲王,或则衔恨于心,或则疑为恭党,遂乘天津教案之机对之攻击不遗余力,必欲去之而后快。不料,曾国藩固不知趣,李鸿章亦未满所望,复转而拉拢左宗棠。据说,左宗棠入值军机处,主要出于奕譞的推动,意在取代恭亲王。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最后只好作罢。或者,如此等等,皆出于那拉氏的授意,亦未可知。

历史事实表明,天津教案后再返江南,标志着曾国藩同清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既忌其手握大权又忌其功高震主。待其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金陵湘军后,手中失去挥戈北上的实力,也就不再对清廷构成威胁。然其威望尚存,仍有功高震主之嫌。其后剿捻无功,中途下台,已是威名大损,今不如昔。迨至三莅江督之任已是威信扫地,则完全失去对清廷的威胁,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饷实力,也不可能取清自为了。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亦是越来越轻,中兴幻想一步步破灭,悲观情绪愈来愈重,从而构成其心情不畅的另一原因。

曾国藩系道光朝旧臣,因穆彰阿的荐赏而平步青云,十余年间跻身卿贰,成为清代罕见之事。然自从军以来屡遭疑忌,长期不得其位,心情甚感压抑,恨不得找个地方“痛哭而一倾吐也”。自咸丰十年出任江督,尤其那拉氏、奕訢政变上台之后,曾国藩一度兴高采烈,以为中兴有望,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然其心腹幕僚赵烈文不同意这种看法,遂引发二人间的多次辩论。同治六年夏,一次闲谈中曾对赵说:“都中来信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额良久”说:“然则当南迁乎?”赵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赵说:“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此后,二人又争辩数次,对形势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分歧的焦点则集中在清政府的评价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转这一江河日下的形势。一日,赵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曾国藩则以 “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纲独断”应之,且举“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数事以为证,称“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如何?”赵烈文对之逐条批驳,并进而指出:“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即如诸葛辅蜀,宫、府甚治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金哀在汴,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人之所见不能甚远,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又说:“夫以君德卜国祚之穷长,允矣。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当时虽无言以对,但心中仍未服气。时隔两月,复因总理衙门“殷殷下问”而“喜动颜色”,并大发感慨道:“此折所关甚大。枋国者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又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唯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战,小胜不足言,顾孝宗忠厚恺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内变,海陵被弑,以全赵氏之宗祏。金祚未可遽陨,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这就是说,直到此时曾国藩仍心存侥幸,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至“陆沉”,总以为尚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然而,当其重游京师,亲睹清政府的帝后王公及当轴政要之后,连这最后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同治八年夏,应调赶赴直隶的赵烈文刚到保定,曾国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声,从而为他们多次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他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就是说,在清政府整个决策层中,根本没有出类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澜,救清政府于当亡之时而不亡,完颜、赵氏在强敌威逼下苟延一隅的历史,再也无法重演了。

不过,曾国藩于极度失望之中,仍对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盖同宋朝相比,清政府毕竟对他宽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后,虽功高震主,颇有取清自为的条件,清政府亦仅只剥夺其足可“图谋不规”的资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权、利权及个人威信,一旦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恪守臣道、并无称帝之心,则不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即作为一个功臣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就是说,清王朝虽疑忌功臣,但与宋朝相比要轻得多,对功臣的处理也宽大得多。故曾国藩等湘淮将帅的命运,要比岳飞等人幸运得多,遂使曾国藩对此感激不尽。他曾对人说:“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然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又说:“宋世鉴于陈桥之变,于将帅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为正人所纠劾,不获大用。南宋秦氏亦以军心归附,急谋解张、韩、刘、岳之兵柄。”“我朝宽大诚明,度越前古,国藩与左、李辈动辄募勇数万,保获提镇以千百计,朝廷毫无猜疑。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忘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这些话虽是同治六年说的,亦难免美化之意,但大致与实际情况吻合,清政府基本上还算“宽大诚明”。他虽然曾在咸丰五、六年间和攻陷天京前夕,颇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怀疑惧,同治四年亦曾怀疑那拉氏会屠戮功臣,但毕竟身名俱泰,没有发生东汉夕阳亭、南宋风波亭之事。这说明曾国藩与那拉氏双方,都接受了历史教训,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妥协、相互克制,从而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则很可能破坏君臣之盟,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非凭空设想的道德规范,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何况此亦并非怂人听闻或凭空假设,只要重温清末民初的历史,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由于那拉氏死后,摄政王载沣以新政为名罢免袁世凯,从而拆散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军政官僚集团的联盟,尤其破坏了双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导致袁世凯再度上台之后,在完全有力量攻占武昌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利用革命党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败革命党后洪宪称帝,虽几经周折、费时数载,亦同取清自为相差无几。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仅用个人品行、有否政治野心来解释显然是很不够的。因为决定人们一切行动的最终驱动力不是道德,而是利害。对袁世凯来说,这是他所能看到的对之最为有利的唯一选择。他不是岳飞,不可能仍对一个不可信赖的清王朝徒效愚忠;他不是革命党,也不可能忠于共和制度。即就个人品德而论,假如袁世凯真的时怀退志、根本不计较个人的出处,他就会毫不犹豫将辛亥革命扼杀于血泊之中,难道这就一定会得到比今天更好的历史评价吗?他既然视权位如性命,也就不会听任自己手中的大权落到革命党手中,二者必居其一,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只是多年以来,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多注重于革命经验的总结,痛恨袁世凯的背信弃义,很少有人从清政府得失利害的角度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更不会将它与曾国藩的功成身泰联系起来,故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上十条主要是讲曾国藩如何处理同清政府的关系,对于整个曾国藩集团来说虽然至关紧要,但却并非它的全部,而其他成员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则表现于双方对地方政权的争夺之中。这对曾国藩集团来说亦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作为汉族地主阶级新贵的曾国藩集团,通过一场战争固然为满洲贵族保住皇位,仍须对之俯首称臣,但却乘机取得半数以上的省级地方实权,隐掌半壁山河,从而成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清政府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太平天国革命尽快地镇压下去,十余年间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权交给领兵作战的湘淮军将帅,使这些原本无权无位、身份平常的书生,一跃而成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员。不过,清政府在大量放权的同时,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们将来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为此,清政府拟定种种防范措施,对于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权人员,采取不同的办法。例如,总督一职,两江、直隶、闽浙、云贵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唯湖广总督一席却长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们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抚一职,清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却偏偏不肯授予曾国藩。署理鄂抚,旋予旋夺;自请赣抚则宁可让其回籍闲居,也不肯一遂其愿。至于曾国荃的命运尚不及乃兄。补授浙江巡抚,攻陷天京前不许单独奏事,攻陷天京时不许单独报捷,攻陷天京后则既不许赴任也不许奏事,唯恐江浙财富之域落到曾家手中,逼得曾国藩不得不强奸弟意,代请辞职。授予湖北巡抚,却让他处处受制于总督,连朝廷发来的寄谕也要到督署领阅。这样,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在地方权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矛盾,投钩诱钓和巧取强夺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国藩集团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终于将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权,尤其东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兹大致以地域为序,就曾国藩集团取得地方大权的过程简述如下。鉴于这一时期例行督抚专政,地方大权操于督抚手中,故此陈述以督抚的任免为主线,司道提镇基本略而不计。

曾国藩集团对地方大权的争取首先从两湖开始,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围绕权力之争的种种恩恩怨怨,也首先从这里开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乡,其筹饷、募勇亦首先从这里开始,他们要在这里生存、发展,就不能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们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问题,从湘军萌发之时即已存在,而王錱状告湘乡县令之事则开其滥觞。其时双方势如水火,各不相让,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的反抗活动,更谈不上镇压组织严密的反清起义军。其后事态的转机始于朱孙诒调任湘乡县令,一改前任所为,大肆笼络当地士绅,不仅依意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还令其头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遂使湘乡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从此,湘乡县令虽一换再换,但无不唯士绅之命是听,致使该邑不仅成为曾国藩集团所控制的第一个地方政权,而且成为他们最初接管地方政权的一种模式。故湘乡之举既是曾国藩集团逐步夺取地方政权的前奏,也是这一行动正式开始前的一次演示,对他们来说,无论其实践上与理论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否则,他们的历史将重新改写。

当太平军围攻省城长沙的时候,整个湖南也如湘乡县一样,很快形成官绅一家、联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格局。由于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熟习曾、胡、左等人,且一向与之关系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绅,遂采纳胡林翼的建议,礼聘左宗棠入幕主持军政大计,对之言听计从,实际情形同后来骆秉章抚湘时极为相似,巡抚居其名,师爷行其实。从长沙守城到镇压征义堂起义,以至征调各县练勇赴省交由曾国藩集训,从而成为创立湘军之始,无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笔。曾国藩出山之初诸事办理顺利,也是这个原因。其后,他与湖南地方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屡生波澜,则是由于张亮基调离湖南,左宗棠随之而去的缘故。迨及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国藩在湖南的处境亦随之大为改善。这是因为曾国藩集团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权。咸丰皇帝所以对左宗棠之事大为震惊,且不听骆秉章的辩解,想必通过樊燮一案,复联想到左宗棠屡调不出的往事,从而弄清湖南大权旁落的真相,视为劣幕操纵的典型,决心依照祖制,严加整治。其后所以放弃追查并转而重用左宗棠,则因迫于战争形势而不得不从权处置,只求良好结果,不问具体过程。就是说,咸丰皇帝实际上认可了这件事,不管由谁掌权,由谁来办,只要能把太平军镇压下去就行。“老亮”左宗棠离开骆秉章幕府之际,又推荐“小亮”刘蓉以自代,使曾国藩集团继续隐操湖南一省大权,与左宗棠时期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咸丰十年骆秉章调赴四川,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曾国藩集团才告别了这种暗中操纵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权。

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则既有类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隐蔽掌权到公开掌权的过程,不同的是双方的角色不同,持续的时间不同,而权力之争则更为曲折隐蔽,牵扯面也更大、更深。这不仅缘于督抚同城之故,还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为重要。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出山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他不仅同胡林翼关系密切、引左宗棠为心腹,而且处处同情与支持曾国藩,故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后台。咸丰三年张亮基调抚山东,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对胡林翼甚为器重,亦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长,上任半年即败死黄州,使他们空喜欢一场。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高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然却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为湖北巡抚。咸丰五年陶恩培战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抚。因胡林翼手中无兵,名气不大,又得文庆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无疑惧之心,肯将湖北巡抚之位授予他。但由于湖北位居长江上游,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故不肯将一省之权交给汉员巡抚,特命原荆州将军官文任湖广总督,主持全省军政大计,使胡林翼纵有翀天之能也难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满洲贵族、咸丰皇帝的亲信,地位难以动摇。故胡林翼不得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对之曲意奉迎、倾心结交,令其诚心感佩,言听计从,从而达到独操一省大权的目的。薛福成曾专门著文谈论此事。其时,官文驻长江北岸,主上游军政,胡林翼驻南岸,主下游军政,“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向,显分彼此,抵牾益甚。”加之双方办事作风大相径庭,“文恭(指官文)于钜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谓然。”咸丰六年底,湘军再次攻占武昌后,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 胡林翼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两家往来益密,馈问无虚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隐操一省大权,而胡林翼则以交欢官文的办法兼有总督之权,故其情形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仅以此独掌一省大权,且通过官文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借以实现曾国藩集团的政治意图。例如,先后两次分别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国藩、左宗棠共图安徽,保奏刘蓉超升陕西巡抚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图向清廷奏准的。正像薛福成说的那样,“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成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一切布置,每有所见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訏谟所定,志行计从。”故“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徐宗亮的说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细节则较为详尽。其《归庐谈往录》称:“当武汉初复,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汉,分为两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议论颇不相下,两公遂成水火之势。文忠一日具疏参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请改,文恭闭不纳。时宝庆守魁联荫庭被议随营,周旋两府间甚洽,因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请往说胡公,使下公。’旋又过文忠言曰:‘官公忠实无他肠,友谊极重。公若与结好,凡事听公,决无后虑。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为,公其思之。’两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释。魁又促文恭先过文忠布心腹,于是结为兄弟,家人往来如骨肉焉。” 薛福成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们的记载还是较为可信的。而魁联曾任湖南宝庆知府,同湘军将帅关系密切,塔齐布、普承尧所先后统带的宝勇,就是由他募练的。后又得官文赏识,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为候补知府后,复应聘赴湖北为其管理营务。故能取得官、胡双方的信赖,担当起为他们疏通关系的重任。

然而,官文只是出于个人私谊信任胡林翼一人,对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成员并无好感,遂致咸丰八、九两年连出大故,李续宾在安徽三河全军覆没,左宗棠因樊燮案几陷大狱,皆官文一手造成,使官、胡关系出现新的危机。《湘军志》称,当驰救庐州的李续宾自感兵单复又“名重耻退”之际,乃“发书湖北请益师。”其时,“续宾弟续宜将四千人屯黄冈,唐训方将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丧还葬,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向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虽请援,亦不肯留军示怯懦,则进三河”,遂致败死。而《藤花馆掌故笔记》则说,李续宾驰救庐州之时,“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阳故里,鄂中军务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颇不嫌于忠武(指李续宾)”。李续宾闻太平天国陈、李大军将至,“飞檄告急于鄂,文恭以疲卒予之,曰‘迪庵善用兵,能化弱为强也。’忠武家人闻皖事急,与文正议,欲驰书令退军。未发,而三河全军覆没之耗至。”胡林翼对之痛心疾首,引为已罪,通报全省司道官员,称吾“与迪庵共事最久,弃之以归,致全军殁于异域”,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官文,岂不更为憎恶?遂使双方关系再度产生裂痕。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奏劾左宗棠一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联系到官文的其他劣迹,终令胡林翼痛恨难忍,意欲再举弹章,劾之以去,后听从阎敬铭的劝告而罢。薛福成称,左宗棠“既被严劾,文忠愠不言”。“文恭有门丁颇为奸利,奔竟无耻者多缘以求进。文忠所素欲参劾者,文恭或荐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财无訾省,不足则提用军饷,耗费十余万金。文忠积不能平,独居深念,若重有忧者。当是时,今协揆朝邑阎公以户部员外郎总理粮台,兼运帷幄筹,往谒文忠,请间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如泥沙;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据实纠参,恐误封疆事,为朝廷忧,吾子以为奚若?’阎公对曰:‘误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今者督抚及统兵大臣满汉并用,而焯有声绩者常在汉人,固由气运转移,亦圣明大公无私,刬刮畦畛,不稍岐视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能胜,就使获胜,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公能复劾之耶?且使继之者或励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已自是。彼官至督抚,亦欲自行其意,岂必尽能让人?若是则掣肘滋甚,讵若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唯公言是听,其失祗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事有济,即岁捐十数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迕也。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击案大喜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由是益与文恭交欢无间言,文恭亦敬服之终身。”虽然如此,清政府仍对胡林翼多方限制,使之大受压抑。同治五年八月曾国藩致函新任鄂抚曾国荃说:“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其呕气百倍于弟今日也。”

胡林翼死后,官文再也不会象昔日对待胡林翼那样对待后来者。据说,胡林翼刚刚去世,官文就派人将巡抚衙门的全部文书档案取走,从此独掌全省军政大权,再无抚院主政之事。同治元年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说:“官文休休有容,遐迩共知。然昔日之待胡林翼,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今之待严树森,资有浅深,军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 这样,胡林翼后的继任者,虽有几位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人物,但他们所能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就很有限了。胡林翼病重期间曾奏准以李续宜署理鄂抚,临终之际又奏荐李续宜自代。据说,官文亦有此请,故一时尚可相安无事。然次年即发生变动,清廷令李续宜移抚安徽,湖北巡抚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时任河南巡抚的严树森调补。官文大概不喜欢此人。严树森赴任不久即遭弹劾,虽经曾国藩多方辩解当时没有落职,官文也勉强接受下来,但为时不到两年即被劾降调以去。其后鄂抚人选频繁改动,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也无人足以同官文抗衡。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由晋抚调任鄂抚,一到武昌就与官文展开了权力之争。据说,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的谕旨甫下,因湖北布政使唐际盛“虑沅来鄂不利于己,遂代官拟一折,请沅公不接巡抚印,径出境任军事。官不可。唐计既沮,退即写折底寄归湘中,传之于众,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即莅鄂,不肯接印者旬日”。后经人劝解,“沅意稍释”,官文复“奏放沅为帮办”。且军机处廷寄谕旨不直达抚署,每由官文转交。曾国荃不能忍受这种屈辱,遂于离开省城而未至剿捻战场之际,不听曾国藩的劝阻,上奏弹劾官文。

曾国荃采取行动之前,曾向曾国藩透露此意,曾国藩复信劝阻,令其“缓图”。其两次提到的“顺斋排行”之说,不知出于何典,而联系末尾“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其呕气百倍于弟今日也,幸稍耐焉”一段,似指参劾官文一事。岳麓书社为该信所作的提要亦称“参劾一事缓图”,可见该书编者也持有这种看法。曾国藩阻挠此事的理由有三,一怕受到报复,二怕遭人议论,三怕牵连自己。他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视,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复者。吾阅世最久,见此甚明。”并举自己与毛鸿宾参劾他人的教训说:“陈、黄非无可参之罪,余与毛之位望积累,尚不足以参之,火候未到,所谓燕有可伐之罪,齐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陈顺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报复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又说:“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还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脚棍。’兄衰年多病,位高名重,深虑打扫脚棍,蹈陆、叶、何、黄之覆辙。”故“自金陵告克后,常思退休藏拙”,奈屡生变故,迄难遂愿。“弟若直陈顺斋排行,则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百喙无以自解,而兄愈不能轻轻引退矣。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

事实证明,曾国藩是有远见的,他的告诫事后果然应验了,曾国荃亦颇有悔意。不过,通过这场争斗,曾国荃个人虽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但却为李鸿章兄弟谋得湖广总督的职位,从而为曾国藩集团夺得湖北的军政大权,使清政府长期不肯放手的这一战略要地,终于落到他们的掌握之中。故曾国藩虽感清政府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有失公允,但总还算得到一些收获,称“顷阅邸钞,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惟以少荃督楚,筱荃署之,韫斋先生抚湘,似均为安慰。”然数年之后,当他看到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也不会不想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实际是以数省督抚之位,始换得湖广总督一席。

在三江地区,对两江总督及苏、皖、赣抚的职位,双方之间亦有过程度不同的争夺。江、浙两省是清王朝的富庶之区和主要财源,非亲信大臣不肯倚任。咸丰十年清廷将两江总督一席授予曾国藩,亦属出于无奈,不过欲借湘军之力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故一旦目的达到,便开始打曾国藩的主意,不仅剪其羽翼,还要赶其出巢,一有机会就想将此要要之缺另委他人。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江督一职由苏抚李鸿章署理,清政府即欲乘机将李鸿章调开,令其带兵赴豫西剿捻,而以漕运总督吴棠调署两江总督。其所遗江苏巡抚与漕运总督两缺,则分别由丁日昌、李宗羲署理,并令曾国藩同李鸿章、吴棠加紧函商,迅速复奏。表面看来,不过是一场官缺交易,实则清政府另有一番深意。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吴棠曾长期驻扎安徽中部,因无漕可运而无所事事,虽拥有一支武装,但无功劳可言。其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亦处之平淡,既无冲突也说不上亲密。据传,吴棠曾因一偶然机会,有恩于那拉氏。其时,那拉氏之父惠征死于安徽道任所,一路乘船北归,情景相当凄惨。吴棠怜其孤寡,多有帮助。那拉氏政变当权后,对之感恩图报,授以高官,引为心腹。此时则更进一步派上用场,既可厚报旧恩,又可借以夺回这一财富之区。然对曾国藩集团来说,则无疑于釜底抽薪。因两江一失,饷源立断,湘淮两军转成客军虚悬之局,必然受制于人,昔日坐困江西的历史又会重演。曾国藩接到此旨,一眼就看透了清政府的用心,只是关系重大,不能不谨慎对待。他在家书中说:“顷奉寄谕,欲以李少荃视师河、洛,而吴仲仙署理两江,垂询当否,复奏颇难措辞。李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也。”这就是说,他虽心里反对此举,面上却不能明说,只能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它搪塞过去。所以,曾国藩在复奏中根本不提两江总督与吴棠如何,而专在李鸿章等人身上做文章,不仅以无兵无饷为由,对李鸿章出征的必要性提出重重疑难,还从用人经验的角度断然否定了丁日昌与李宗羲的任职资格。其理由有二:一是资历太浅,提拔太快;二是易遭弹劾,殃及荐主。因当时上海涉外事件较多,故曾国藩特以难当外交重任立言。奏折称,“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至“谕旨垂询以李宗羲暂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一事,似亦不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于去年保奏以道员留江补用,本年奏署运司,叠擢安徽臬司、江宁藩司。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况“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太骤。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而最后的结论是,“该员实难胜此重任。”又说:“数年以来,皇上求才若渴,于疆臣保荐人员,往往破格超迁。外间因其不次之擢,疑为非常之才,责备之下加以吹求。于是,台谏弹劾生风,并归咎于原保之员。若使保升者循资渐进,少为回翔,多经磨炼,则该员不至见妒于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视疆吏,实于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 至于自己未能遵旨会商的理由,曾国藩则称:“历观前史明训,军事之进退缓急、战守屯驻统帅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遥制;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实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终者。”“今以要缺督抚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见,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曾国藩此奏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既然李鸿章不应调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不应骤迁督抚,吴棠也就无法署理两江总督了。此事若与吴棠会商曾国藩必陷尴尬境地。大概清政府有意利用这一情势,诱使曾国藩在客气、迁就中就其范围。哪知曾国藩竟对吴棠不予理睬,且理由讲得冠冕堂皇:“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这样,清政府无话可说,只得另寻机会。

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失败,中原战事基本结束,清政府遂再谋夺回两江之策。事隔不足一月,清政府即下令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其遗缺由升任不久的闽浙总督马新贻调补。马新贻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是同年,同治元年曾奉旨暂统临淮军,既无出色才能也无著名战功。若与一般清朝官员相比,也许还算能干人才,倘与湘淮人物相比,则尚在三等之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能力顶替曾国藩。他的较快提升,可能主要是清政府的平衡政策所致,因湘淮人物身任要职者太多,须有支流旁系参杂其中。如今又将两江总督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惊疑。故在其任满二年即遭刺杀后,世间流言四起,几乎众口一词,多认为罪有应得,甚有“ 编造戏文讥讽马帅者”。从此,两江总督成为曾国藩集团的专席,清政府再也无力夺回了。

如果说两江总督的权位略有争夺的话,而巡抚的的情况则更为曲折。一般而言,江苏的情况还算稳定。自同治元年李鸿章接替薛焕以来,江苏巡抚的人选虽屡有更替,但十余年间大致未出湘淮集团及其盟友的范围。江西的情况亦与之相似。虽然咸丰五、六、七曾国藩一再劾罢江西巡抚,却不能以统兵将帅兼任封圻,致客军虚悬,受制于人。但自咸丰八年再出,赣抚耆龄“严事国藩”,毓科亦与之密切配合,以江西之所出供湘军粮饷,曾国藩集团实际上已控制了江西的大权。迨及咸丰十一年沈葆桢补授江西巡抚以后,十几年间更无外人插足之地,后继数任皆湘淮将领。然转观安徽则情形显然不同,直可谓一波三折、错综复杂,前面所说的曲折云云,亦主要指该省而言。虽早在咸丰三年江忠源即补授安徽巡抚,为曾国藩集团谋得第一个省级地方政权,曾国藩为之大受鼓舞,致有练兵万人概交岷樵之说。然时隔三月战死庐州,倏如昙花一现。而此后六、七年间,则皖抚人选迄与曾国藩集团无缘。咸丰十年曾国藩带兵进入皖南,占有安徽的一席之地,但在该省所能掌握的权力,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因当时安徽巡抚驻皖北,漕运总督驻皖中,一时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惟自咸丰十一年初曾国藩劾罢皖抚翁同书后,虽然清政府先后任命的安徽巡抚李续宜、彭玉麟始终没有赴任,但皖抚的实权却一时落入曾国藩集团手中。同治元年李续宜丁忧回籍,安徽巡抚一职暂由唐训方署理,同治二年四月实授。然在此期间,由于僧格林沁的插手,安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咸丰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东剿捻,次年又奉命督办山东、河南军务。这年春天胜保也奉命赴直隶、山东剿捻。这两股势力皆及于皖北,遂与湘军及曾国藩代管的李昭寿部屡次发生磨擦。僧格林沁是满蒙贵族的典型人物,虚妄自大,不悉时势,对湘淮勇营与曾国藩集团的新贵,极为仇视和藐视,攻击排斥不遗余力。他曾公开扬言,湘军最不能战,若论战斗力,皖军第一,豫军次之,湘军最差。而胜保更是狂妄无能之辈,但于排斥湘军却与僧格林沁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二人联手,不断制造磨擦。他先是奏劾曾国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随后又排斥李续宜。曾国藩在给李续宜的信中称,“渠参劾袁帅,中伤甚深”,复“以遗大投艰自处,而以畏难取巧处君,已露排挤之意。其实不过挟苗以自重,谓他人皆不敢触手耳。”胜保调赴陕西后,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军,明谓“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资其力”,而骨子里却是“亲苗党而疏楚师”。于是,在他的暗中怂恿和煽动下,苗练不断向湘军挑衅,屡有湘勇被杀之事。曾国藩迫于无奈,只好将蒋凝学、毛有铭、萧庆衍三军陆续调离皖北,以避苗练,而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发生冲突。及至苗沛霖公开叛乱,清政府下令讨苗之后,僧格林沁又唆使富明阿以调度乖方劾罢唐训方。不仅逃避自己的养痈遗患之咎,将责任推给别人,还从曾国藩集团手中夺去安徽一省的大权。曾国藩对此极为不平。他在家书中说:“义渠交部议处,竟以皖藩降补,继芳之力甚大,而亦未甚公允。”继芳之说出于何典尚不得知,但据曾国藩三封家书的内容,毫无疑问是指僧格林沁。唐训方降职后,安徽巡抚一职由乔松年补授,乔松年调赴陕西后由英翰接任,英翰位迁两广总督则由裕录接任。曾国藩等人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作为湘军决战决胜之地和淮军故乡的安徽,其巡抚一职竟有二十多年间与他们无缘。为什么竟会出现此等怪事呢?皆因苗沛霖和李昭寿的问题解决之后,安徽再没有什么大麻烦,清政府也就无须依赖湘淮军了。正如王闿运说的那样,“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浙江、福建的情况也同三江地区有某些相似。浙江巡抚王有龄原来只是个库大使,全靠何桂清大力提携,方得升居高位。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其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王有龄。加以王有龄颇善敛财,而战争期间军饷供应又是头等大事,故得频频升迁,遂至巡抚之位。然亦终因不懂军事,又不肯向曾国藩集团输财纳贡,遂成为他们观望政策的牺牲品。王有龄死后,左宗棠顺利地登上浙江巡抚的宝座。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之后,浙抚一职由曾国荃补授,因其不能赴任,暂由左宗棠兼署。同治三年曾国荃被迫辞职,转由马新贻接任,直到同治六年晋升闽浙总督。从此之后,继任此职者即为李瀚章、杨昌浚,十数年间再无外人插足。即使光绪三年杨昌浚因杨乃武案革职,浙抚大权也未落到圈子之外,继任者梅启照原本是曾国藩的幕僚。但福建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其闽浙总督一职,自咸丰四年至光绪二年的二十三年间,除左宗棠任职不足四年外,其余人选前后达八人之多,皆与曾国藩集团无干。而福建巡抚一职,则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八年的十六年间,除罗遵殿任职不足半年外,曾国藩集团中无一人担任过是职。惟自同治九年以来,何璟、王凯泰、丁日昌长期占据此席,与战争时期恰成鲜明对照。

两广的情况与福建有些类似。咸丰十年刘长佑出任广西巡抚,同治元年升任两广总督,旋改直隶总督。自此失去桂抚一席,直到同治十年方有革职起用人员刘长佑、严树森连任该职。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同治二年,曾国藩的好友晏端书、黄赞汤分别出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为他抽取粤厘筹饷,同治二年又以毛鸿宾、郭嵩焘取代晏、黄二人,以保障军饷的供应。但自湘军攻占天京后,清政府即开始更换广东的督抚人选。同治四年春两广总督毛鸿宾降调,以满人瑞麟接任其职,终同治一朝,曾国藩集团与该缺无缘。惟自光绪元年起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六年间又成为湘淮人物的天下,从无外人插足。而广东巡抚的人选情况似乎又降一等。同治五年郭嵩焘降调,由湘将蒋益澧接替,次年蒋又降调,复由闽抚李福泰调补。从此之后直到光绪八年,十五年间再无一名湘淮人物担任是职。

由于直隶地处畿辅,故清政府对直隶总督的人选甚为看重,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同治元年底刘长佑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次年春抵任,奉旨镇压直鲁一带盐枭与饥民起事。同治六年冬清政府无端将刘长佑革职,以官文代之。同治七年为收回江督一席,复将曾国藩调督直隶,同治九年又因办理津案不善将曾国藩赶回江南,以李鸿章接任是职。从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他们的专席。

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集团在云贵地区掌管督抚之权较晚,直到同治七年方有刘岳昭晋升云贵总督,随后又由刘长佑接任是职,直到光绪九年病免。然云、贵两省的巡抚之任,则很少与他们有缘。虽然湘军曾长期在这里作战,但统兵将领位不过藩臬,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年,近二十年间仅刘岳昭一人担任过云南巡抚,时间不及三年。至于田兴恕、江忠义署理贵州巡抚,则时间更短。

因战事晚于东南,西北地区的情况与云贵有些相似。由于回民起义军日趋活跃,钦差大臣多隆阿死于周至,清政府遂于同治三年夏调杨载福任陕甘总督。同治五年又以杨载福作战不力,改调左宗棠移督陕甘。从此之后二十年间,陕甘总督一职亦成为湘军人物的专席。其时,甘肃、宁夏尚未建省,新疆自建省以来直到光绪末年,巡抚一职几乎全由湘淮人物担任。至于陕西巡抚,则由湘淮人物与其他人员间相任职。

综上所述可知,曾国藩集团可以牢固控制的主要是三江、两湖及浙江地区,其他省份则此长彼消、时进时退,大致与清政府平分秋色。

Echo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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