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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全文)

2009-12-03 20:09:07 来源: 网易读书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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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世界里,人总是与宇宙融为一体,并在这种融合中,找到“物质与感官的极乐”:“夜色苍茫,夜凉如水,寂静无声。每晚入睡前,安东尼都会望着星星在天上慢慢亮起来。他觉得自己的瞳孔好像扩大了,空间之水通过他的瞳孔流进他的体内。”

文/董强(作者系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

刚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已经在我国读者群中掀起了在好奇与中立态度之外的完全不同的两种反应。在一些报刊文章中,我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站在那些轻易下结论的人的另一边。

作为一个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不断汲取养分,并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写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勒克莱齐奥的生活是他文学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他的文学传奇的组成部分。

一九四○年四月十三日,勒克莱齐奥出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尼斯。他父亲拉乌尔·勒克莱齐奥是外科医生,母亲叫西蒙娜·勒克莱齐奥。我们发现,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父母称得上是近亲结婚,因为他们的祖父是同一个人,欧仁·勒克莱齐奥爵士。两人是堂兄妹的关系。这在那个时代其实并不罕见。另一位法国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本人就与自己的表姐结了婚,虽然这一婚姻给他与妻子的一生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勒克莱齐奥的祖上有一人为了逃避法国大革命时期必须参军、剃掉长头发的规定,率领全家越洋南迁,希望到达印度。这就好比一个汉族人不愿意剃掉自己的头发而率领全家逃到南洋去。像年轻的波德莱尔一样,他们没有走得太远,而是过了好望角之后不久就上岸了,从此定居毛里求斯岛。由于后来毛里求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他们全家就拥有了英国国籍。勒克莱齐奥本人一直把自己视为既属于毛里求斯又属于法国文化。

七岁那年,他离开尼斯,与母亲一起前往尼日利亚,寻找父亲。他父亲因为“二战”而留在那里行医。在船舱中,小勒克莱齐奥开始了自己最早的创作。从此以后,旅行与写作成为他一生交织在一起的具有最深刻的生命涵义的行为。

他在法国的尼斯、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等地学习文学。之后又到英国的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求学。一九六三年发表《诉讼笔录》一举成名之后的第二年,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作家亨利·米肖的硕士论文。

法国有一个规定,年轻人必须或者服一年兵役,或者去国外做援外人员。一九六七年,勒克莱齐奥申请到中国做援外人员,结果没有得到批准,转而去了泰国。此时的勒克莱齐奥已经显示出了他的正义感:他强烈谴责当地的雏妓现象,结果被认为干涉他国内政而被法国政府召回,并转到墨西哥去,在那里结束他的服务期。他勤奋好学,参与了拉丁美洲法国学院图书馆的创建工作,并在墨西哥大学研究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语中的主要方言纳瓦特尔语。为了深入研究,他到过尤卡坦半岛生活。一九七○至 一九七四年,他在巴拿马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一起生活。这一经历对他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本人称这一体验是“震撼人心的”。

从他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勒克莱齐奥对墨西哥、巴拿马文明的了解,远远超出了一种异国情调所需要的层次。一九七七年,勒克莱齐奥出版了一部翻译作品《希拉姆·巴拉姆的预言》,这是一部玛雅文化的神话作品,是他在尤卡坦半岛生活的结晶。他成为墨西哥文化的专家,尤其了解墨西哥中部地区的文化。一九八三年,他还在位于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市的墨西哥研究学院答辩了有关这一地区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因为,在一九七八年,虽然他当时已经是一名非常重要的作家,而且已经在许多地方教过书(曼谷、墨西哥城、波士顿等等),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大学文凭,没有能够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一九八八年,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墨西哥之梦,或被中断的思想》。

他有过两次婚姻。一九六一年,他与美丽的洛莎丽·皮克玛尔结婚,一九六三年年轻的勒克莱齐奥初次获奖时,两人被当时的法国媒体誉为金童玉女。洛莎丽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帕特西亚。一九七五年,他遇上了来自撒哈拉西部地区游牧民族的姑娘热米娅,两人结婚,热米娅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安娜。热米娅多才多艺,有时还与丈夫一起创作,如《云的后代》。但更重要的是,她将丈夫带入了西非的沙漠文化,并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勒克莱齐奥的创作方向与文风。勒克莱齐奥的小说语言变得更加平和、宁静、舒展。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蒙多与其他故事》(中译本题为《少年心事》)与一九八○年出版的《沙漠》(中译本题为《沙漠之女》),成为勒克莱齐奥作品崭新的里程碑。在《沙漠》的结尾处,有一段描写,讲述来自沙漠的女主人公怎样按照当地最原始的方式,独自一人将自己的孩子分娩,这种精准的描写,没有对那里风俗的深度了解,是不可能出现在一个作家的笔下的。从此,他又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之中,因为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对沙漠文化有一种大众层面的向往,许多电影、小说、绘画作品都与之有关,几乎类似十九世纪的“东方热”。他的这部作品获得了刚刚设立的法兰西学士院的保罗·莫朗小说大奖。从此,他关注的一些主题,如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人类的生存条件、家庭的根源、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濒临消失的文化与语言等,都与西方知识界的主流关注对象相契合。

他一直关注各种文明最初始的阶段,正如超现实主义认为人的最重要时期是童年。一九九○年,在他长期工作的伽利玛出版社,他与另外一位作家让·格罗让一道,主编一套题为“人类的黎明”的丛书,专门出版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古代传奇和神话作品。从二○○○年起,他对韩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多次到韩国旅行。在韩国,他走遍名山,访古迹,追寻萨满教的仪规和遗址,研究那里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他甚至接受了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聘书,并与那里的人打成一片。据说,韩国早就将他的作品全部翻译,连梨花女子大学门前卖苹果的贩子都会拿出书来,请他在书上签名。二○○八年初,当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予他的小说《乌拉尼亚》“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二○○六年度)”并邀请他来北京领奖时,他正好在韩国讲学,由于以为北京与首尔的气温相同,他穿着凉鞋出现在了领奖台上,一时被传为佳话。

对他来说,小说始终是“理解当今世界的良好手段”。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在第一时间宣称,诺贝尔奖将“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他的创作方式。

四十多年来,他在世界各大洲旅行、写作。一年中分别生活在美国南部新墨西哥州的城市阿布开尔克、法国的尼斯和巴黎以及毛里求斯。他的作品广泛,包括故事、小说、散文、专著、短篇小说,以及印第安神话的两部翻译作品。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序言和文章。

正是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经历,游牧民族一般的生活方式,使得这位大作家自己都难以定义自己的国籍。由于主要以法语创作,他幽默地说,也许我的真正祖国,是法语。确实,法语是这位游牧作家真正的根。

一九五六年,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女律师娜塔丽·萨洛特在巴黎发表《怀疑的时代》一书,很好地定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艺术中业已出现和将要到来的巨大转变。在《怀疑的时代》中,娜塔丽·萨洛特对传统小说的心理可信度表示“怀疑”。这一姿态,被认为最早给“新小说”指明了方向。从广义上讲,“怀疑的时代”可以用来象征整个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走向。这种怀疑,说到底,是对主体本身存在的一种怀疑,同时也扩展为对整个西方文明体系的怀疑。意识流、向性、恶心等,成为人的真实存在条件的写照(萨特早在一九四八年就为娜塔丽·萨洛特的《陌生人肖像》撰写序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局外人”、“荒诞人”、“陌生性”开始进入文学、艺术的殿堂,并形成轰轰烈烈的西方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勒克莱齐奥进入文坛之际,正值这一“怀疑态度”开始蔓延的时刻。

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于一九六三年发表,马上被视为一部堪与加缪的《局外人》相比较的作品。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方兴未艾的“新小说”的影子。而其中疯狂、梦幻的意象,则让人感受到行将结束的超现实主义的余波(三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超现实主义之父布勒东去世)。一个二十三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尼斯小伙子的作品可以让人同时联想到当时法国最重要的三大文学思潮,勒克莱齐奥确实可以说一步登天,一下子进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

这一年龄让人联想到他心目中的先驱,二十三岁就神秘去世的天才诗人、《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洛特雷阿蒙。确实,在以《诉讼笔录》为代表并开启的一系列作品中(包括《发烧》、《战争》等),洛特雷阿蒙的影响十分明显。在一九九○年致笔者的最早一封信中,勒克莱齐奥就提到,自己早年曾经撰写关于洛特雷阿蒙的博士论文,结果在一次坐飞机时,因行李遗失而丢掉了收集的资料和撰写的内容。由于当时还没有电脑,这些资料与手稿就永久性地失去了。他因此而没有写成博士论文,却经常撰写与洛特雷阿蒙有关的文章,如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连载题为《洛特雷阿蒙的两个神话》的文章,一九八七年与著名作家格拉克、莫里斯·布朗肖一起,出版了题为《马尔多罗之梦》的分析文章。《诉讼笔录》中的主人公亚当·波洛与马尔多罗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体现在与世界的对立上。他一个人住在海边一所空旷的大房子里,没有工作,每天给一个并不出现的女子写信,讲述一些神奇的、童话般的故事,时而潜入城市之中,像堂吉德一样,与城市中各种各样的现代标志作战,或者追随一条流浪的狗,去了解世界上最细小的物质与变化。全书充斥着一种孤独的力量,但同时,与相信可以改变世界的布勒东不同,勒克莱齐奥的姿态似乎更多是一种控诉与躲避(他另一部小说的名字就叫《逃遁之书》),因为主人公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

勒克莱齐奥随后的作品,一直至今,显示出一种惊人的连贯性与逻辑性,尽管中间出现了从内容到主题的一些变化。简要地讲,他的作品中有四个大的主题:反叛、寻找他乡、童年世界、家庭自传。《诉讼笔录》是反叛类的代表作。疯狂成为反叛的武器。《发烧》、《远古洪水》等作品都可以列为此类,主要表现对西方文明的不满,小说的场景也主要发生在城市或者说城市的边缘。“他乡”主题在他接触墨西哥文明之后,就开始越来越明显。早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著名散文集《物质的极乐》中,他就开始流露出对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的向往。这方面的作品有《战争》、《逃遁之书》、《沙漠》、《流浪的星星》、《乌拉尼亚》等。童年、少年世界除了出现在著名的长篇小说《金鱼》中以外,还表现在一些短篇小说中,这些作品往往具有童话般的意趣,为勒克莱齐奥带来了许多忠实的读者,如前面提到过的《蒙多与其他故事》等。“家庭寻根”主题主要体现为对与自己家族相关的故事的兴趣,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如《寻金者》、《奥尼恰》、《检疫隔离》、《非洲人》等。

这四个大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互补,或者互相呼应。“反叛”与“他乡”的主题可谓辩证地结合在一起。而“自传”也往往与“他乡”主题联系在一起,他对非洲大陆的兴趣来自他的父亲、祖父,他对北非的兴趣来自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近年的一些创作中,带有某种回归的涵义,类似一种对现代社会初始时期的怀旧,也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童年时代(《电影漫步者》表现出他对电影艺术的热爱,而电影是法国发明的)。表现巴黎场景,更是在他笔下从未出现过的主题,但他自己明确表示,他所感兴趣的,是巴黎的十四区在一个特定时代下的处境,同时与他母亲的生平有关,另外又是对种族主义的控诉,所以,依然出现了“家庭自传”主题与“反叛”主题。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创作时期,各种主题可以重复地、间隔性地出现。他的最新一部作品如果直译,叫《饥饿的间奏曲》,“间奏曲”一词可以形象地说明他的文学主题的间隔性的重复出现。

墨西哥文明的发现,之所以对他来说是“震撼人心的”,是因为他真正开始发现了西方文明之外的文化。这一眼光,使他一发不可收,看到了西方“逻各斯”之外的各种可能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经过这样一个时期,完整意义上的世界成为勒克莱齐奥真正的栖居之地。此时,法国的另外一大人文学科将使勒克莱齐奥永久受益,那就是人类学、民俗学。墨西哥、巴拿马,不同的文化观、历史观让他大开眼界。他惊异地发现,世界上可以存在那么多的生存方式和构建社会的方式。今年过了百岁高龄的伟大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与他是好友,两人常有通信来往。

他对米肖的研究,在这一角度来看,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带有超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著名诗人、画家亨利·米肖早年从洛特雷阿蒙的世界中得到灵感,开始对正统文学进行彻底颠覆,自称洛特雷阿蒙的“精神之子”,一生追寻他国文化,探寻原始文化与异域文化中可以为西方文明带来精神寄托和慰藉的元素。洛特雷阿蒙只活了二十多岁,而且生活中充满了谜,又是十九世纪的人,所以只是在精神上影响了勒克莱齐奥,而米肖则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去世,一生创作极其丰富,深受勒克莱齐奥一代作家的崇拜。米肖热爱中国,尤其热爱中国的水墨画和京剧。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撰写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中,对中国的戏剧艺术、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米肖最早发现了赵无极,并热情推荐给巴黎的艺术评论界,没有米肖,也许赵无极就没有今日的光辉。米肖对勒克莱齐奥也是十分欣赏,勒克莱齐奥后来对中国的兴趣,甚至对墨西哥原始艺术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米肖的影响。

由于自己祖先的英国国籍与自己在美国教学、生活的经历,勒克莱齐奥对英美文学也是备加推崇。他喜爱济慈和奥登的作品,在小说上,则推崇美国小说家塞林格、威廉·福克纳和海明威。他认为塞林格最好地表现了个体与西方现代世界之间的那种冲突,欣赏福克纳的抒情性与意识流手法,而对同样在世界周游、高度体现文学的世界性的海明威也深表赞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这位法国作家与中国当代一些先锋作家们的文学借鉴源泉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们的欣赏趣味是完全一致的。此次诺贝尔文学奖被视为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较量,实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从以上分析来看,尽管勒克莱齐奥自称没有明确的文化之根,却依然是一位典型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化境遇中的现代作家。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革新、变化、上下求索,年近七十的勒克莱齐奥与许多年轻作家一起,重新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虚构性,坚决地与文学中的纯现代主义思潮决裂。二○○七年三月十五日,法国《世界报》的图书版全文刊登了一份题为《提倡一种“世界文学”》的宣言,正式宣告法语文学走出“怀疑的时代”。有四十名作家在上面签了名。我欣慰地看到,其中有好友、曾为我的法语诗集写序的阿兰·波兰尔,有我所熟识的使用法语创作的中国作家戴思杰等,勒克莱齐奥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上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宣言表明法国文学试图走出以形式探索为主的现代小说时代,进入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与世界融合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拭目以待。

《乌拉尼亚》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二○○六年度)”,这一选择至少说明勒克莱齐奥在我国的法国文学专家心目中的地位。

顺便可以说一句,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这一奖项,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然而,这个奖也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原因就是这一奖项的评定是以外语原著为基础,而译文则未必是最好的。这一奖项的过程是先由外国文学的专家们根据一部外国作品在该国的影响,加上自己的阅读与判断,挑选出一部获奖作品,也就是说,在被翻译之前,它已经获奖了。然后,出版社再去找人翻译。如果找到一位特别适合的译者,当然是锦上添花,但如果找到一位并不是最合适的译者(客观地讲,这样的概率比前一种要大得多),问题就大了,很可能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翻译”这一重要环节的严重蔑视,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是原著+译文,是一个统一体。外国文学的读者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价,所以,他们最终买不买账,并不好说。而且,由于现在的国际版权制度,一部翻译坏了的作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无法得到纠正,因为任何其他版本都会视为盗版或者违反版权法。所以,我有时会怀念那个中国还没有接受版权公约的时代,那个杜拉斯的《情人》可以同时有五六个版本的时代。

回到《乌拉尼亚》上来,应该说译者是认真的,翻译上没有出现什么重大误差,但是汉语读者要进入小说中,并走完全程,并不是太顺畅。由于勒克莱齐奥的特殊文风,许多东西在汉语中会丢失掉,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里又涉及三个翻译中的普遍问题,既然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翻译作品有关,也许值得提出来。第一个就是,由于外国人的专用名词与中国人习惯的相差很大,我觉得我们放弃了原来竖体排字或繁体字时代在专用名词下面划一道线的做法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尤其在外国小说中。假如我们在所有的专用名词如勒克莱齐奥、乌拉尼亚之下,划上一道线,阅读起来会非常明显,效果会好得多。其次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语言学家们对国外的专用名词采取了强制的手段,一律采取音译。至今我还怀念那个从此以后消失了的、如今被称为“科特迪瓦”的非洲国家:象牙海岸,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名词!因为,外国的专用名词中,有许多是具有极其美丽的涵义的,等到变成了完全音译的字词堆积之后,就会出现极其乏味的效果。第三就是,即使在全部接受音译的前提下,我们也许可以效仿古代史料中那些所谓野蛮民族的名字。那些金人、蒙古人、契丹人的名字,在大片熟悉的汉字中出现,不仅没有乏味感,反而能够起到醒目、遥远而不乏趣味的效果(如金兀术、完颜阿骨打等),甚至金庸小说中一些蛮夷的名字,读来也让人兴趣盎然。虽然我们做不到完全记住它们,却不觉得陌生,在看到它们的时候,觉得见到了故人。甚至有时会刻意再到书中去找,看看那名字究竟是怎么写的。对一些国家的专用名词,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具有诗意的、具有特殊音乐效果的译法,从而让人在见到它们的时候,产生一定的亲切感,而且让它们具有明确的归属性:法国的、德国的、非洲的、印第安人的,等等。王国维论诗词,有所谓“隔”与“不隔”之说,外国作品中大量的纯音译又没有特殊意趣的专用名词,在一个读者进入作品之前,就事先人为地加上了一道隔离膜。

很明显,勒克莱齐奥这样的作家,在进入汉语视野的时候,吃了不少亏。他是一个追求字词的音乐、催眠、驱魔效果的作家,是一个文体的高手,他的法语能够将人带入一种半梦半醒的、感官出现新的感受的境地。一九九四年他被法国读者选为在世最伟大的法语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这种语言魅力。他到许多外国文化中寻找这种具有驱魔力量的词语。他的一部书的题目叫《奥尼恰》,就是一个专用名词,是一个人的名字,“奥尼”的古代意思是“梦”,或者与梦有关的事物或状态,“恰”这个音在法语中很少能够出现,只有在原始的语言中才可能出现,而尾音能够拖得很长,有一种哈气的效果,好像加了涵义隽永的省略号;舌头略有摩擦,又有舞曲中“恰、恰、恰”的回音,等等。这样一个名词,在西方语言中出现,十分醒目,仅仅靠三个音节,就既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内涵,又有现代非洲、原始文明的味道。如果被翻译成了《奥尼沙》,一字之差,他的所有苦心就在汉语中付诸流水了。像这样的例子,在勒克莱齐奥的笔下,比比皆是。他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探索一种新的语言,能够表现深刻的、下意识的状态,从而让人对现实生活提出问题。归根到底,这是一种诗意的、孩童般的语言。在《乌拉尼亚》中,出现了乌托邦社会中的人使用的语言,叫埃尔门语,意思是“石头”的语言。这是一种奇妙的语言:

在埃尔门语里,大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以随意改造词语,也可以借用别人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说,还能唱,能喊,能用来做语音游戏。

你可以改变语言的顺序,可以变调,可以在一个词中插入其他词语的一部分,你还可以模拟人声的抑扬顿挫,自然界的风雨雷电,鸟啼虫鸣,狗在夜晚的歌唱声。

这样一种语言,生活中当然不存在,所以,人们听到有人在讲这一语言,都以为是疯子在胡说八道,然而,有知音出现了,拦住他们说:“我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是像你们这样说话的。”

那是乌托邦时代的语言,也是人类婴儿时代、雏凤初啼的语言。

《乌拉尼亚》中虽然流露出了一种失望(乌托邦世界即使在作为“他乡”源头的墨西哥也无法继续存在),但是,这本书还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勒克莱齐奥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中,总是有着名字“温柔如她的脸庞,顺滑似她乌黑的长发”的姑娘,散发着波德莱尔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头发与皮肤的芬香”。他笔下的主人公可以做到直接“喝海水,用椰子水漱口”。海鸟与他为友,他以新鲜的海胆为食:“在沙滩上把海胆的刺壳敲碎,再用嘴把珊瑚色的海胆肉吸出来。”有时候,在孤独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用鸟的语言说话:“他从喉咙里发出咕咕声,呼呼声,哼哼声,他喊着‘呀——呀克——吆!’鸟儿飞过来把他围住,与他相互唱和。”他在大自然里休息,睡觉的时候,“半埋在沙里睡觉,身旁就是螃蟹”。

在他的世界里,人总是与宇宙融为一体,并在这种融合中,找到“物质与感官的极乐”:“夜色苍茫,夜凉如水,寂静无声。每晚入睡前,安东尼都会望着星星在天上慢慢亮起来。他觉得自己的瞳孔好像扩大了,空间之水通过他的瞳孔流进他的体内。”

在《乌拉尼亚》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人类的基因库是同一的,不相信一切部落与种族的差别。人类命运中的偶然问题,对我而言,却是最根本的价值观问题。”这是一个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不喜欢说教的作家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传达出的信息。

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境遇”(安德烈·马尔罗的著名小说的题目)——感谢法国文学,感谢像勒克莱齐奥这样的法国作家,以他们的世界视野与人文情怀,以他们有时被人嘲讽、有时被人滥用的“浪漫”,关注着六角形的法兰西土地之外的无垠世界,关注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以外生活着、伸展着的各色人群。

(《乌拉尼亚》,〔法〕勒克莱齐奥著,紫嫣译,许钧校,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八年版,17.00元)

刘琪鹏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作者:董强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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