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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劲竹看小平:三次被打倒 三次站起来

2009-11-25 16:15:24 来源: 网易读书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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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一生走过的道路来看,是光辉奋斗的一生,也是历尽坎坷和磨难的一生。他经历过上百次冲击,曾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崛起,终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

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 顾保孜 中国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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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毛泽东为何对邓小平不满?

1966年春天的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团结的国家。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种和平统一的景象就被粉碎了。在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排炮已经打响。延安时代的“圆桌精神”不见了,许多曾一生献身于革命的开国元老们都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也有许多元勋们在这场“革命”中几度浮沉,蒙受了不白之冤,经历了不该经历的磨难。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他的童年是在“乱在先,治在末”的四川省度过的。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就随同出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参加了革命斗争,在斗争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生涯。

1926年底,邓小平离开法国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年底回国在冯玉祥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春,他和张云逸等组织、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燃起了革命的星火。1931年,邓小平到达中央根据地,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长征开始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做了大量工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成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采取缓和态度的原因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这几大战役取得胜利后,又和刘伯承、陈毅等挥师解放南京和华东各省。接着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部协同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地区;再向西南进军,解放了西南各省。邓小平卓绝的军事才能和领导组织才能在这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在当时,有哪支反动军队听到“刘邓大军”不闻风丧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分管西南局主要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1952年被调回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邓小平一生走过的道路来看,是光辉奋斗的一生,也是历尽坎坷和磨难的一生。他经历过上百次冲击,曾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崛起,终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以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四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六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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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 毛泽东为何对邓小平不满?

第二页 林彪为何嫉恨邓小平?

第三页 爱玩桥牌也有罪

第四页 周恩来一个电话救了邓小平

第五页 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第六页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林彪为何嫉恨邓小平?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淡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8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门口,大字报的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虽然没有正面点名,但十分明显,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林彪与陈伯达分别于10月12日和16日在会上发言后,加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直言不讳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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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 毛泽东为何对邓小平不满?

第二页 林彪为何嫉恨邓小平?

第三页 爱玩桥牌也有罪

第四页 周恩来一个电话救了邓小平

第五页 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第六页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爱玩桥牌也有罪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暗示会议的主要精神。

而“中央文革”则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转给了他们忠实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的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但在宣传这次接见时,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们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

打倒刘、邓的具体部署还是由“中央文革”指挥着。12月18日,张春桥把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相当猖狂,现在还是要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25日这一天,天色阴沉,北风呼啸。上午,清华大学5000余名师生员工,从清华园起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在前面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很快,“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布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

1966年结束之际,源于北京的由“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已不容许人们起来公开抵制或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疯狂行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曾有一句“豪气入云”的话就是“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打击和迫害还远远没有结束。

1967年8月5日,灰色的、似乎无边无际的天安门广场是红卫兵的海洋。在这里聚集了300万红卫兵,他们还在召开大会,而此时中南海内在散布各个角落的别墅之中正在举行对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公开批判。因为激进分子是在别墅的院子里对邓进行批判,所以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强迫邓小平弯着腰,头向膝盖靠,臂向后伸直,以这种姿态听红卫兵的激烈的言词,然而邓小平根本未听到,他故意关掉了助听器。“红卫兵”们列举邓小平的“罪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批判邓小平50年代的一些讲话,说邓小平代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路线。其实这不过是邓小平在当时一种尊重事实的正确估计,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还认为这不是一条“罪证”呢?二是诬陷邓小平反毛主席,并引用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加以证明:“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他不犯错误。”“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

……

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事实,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当时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时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

“造反派”给邓小平增加的第三条罪状就更滑稽可笑了—邓小平爱玩桥牌,这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不错,邓小平的确爱玩桥牌,而且是个桥牌高手。世界著名桥牌冠军美籍华人杨小燕曾说:“在牌桌旁,可以感觉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又稳又精,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如此高龄的人。”喜欢打桥牌竟然也成了一条“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这些造反派拉着这位已64岁的老人游街,狂吼乱嚷:“油炸他的狗头!”他们用纸糊的高帽子戴在邓小平的头上,侮辱他,推搡他,使这位老人受尽了凌辱。

最后一次批邓的喧嚣声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当刘少奇听到自己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消息时,他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这个决定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打击太大了,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230汞柱,体温也升到40℃。他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实际上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后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开封。

相对而言,对邓小平的组织处理,还算高抬贵手,总算留在党内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泽东觉得邓小平曾是坚定维护毛泽东的人。1935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而且邓小平战功赫赫,毛泽东历来都是很重视邓小平的才干的,毛泽东认为有那么一天还得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结果被历史所证明。另外,林彪、江青他们给邓小平列的“错误”,也不过是1962年“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不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外,也确实找不到更多的“罪行”来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不管最高决策人是怎么打算的,邓小平的党籍还是保住了,这对以后的起用,毕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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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 毛泽东为何对邓小平不满?

第二页 林彪为何嫉恨邓小平?

第三页 爱玩桥牌也有罪

第四页 周恩来一个电话救了邓小平

第五页 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第六页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周恩来一个电话救了邓小平

1969年10月13日,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在新疆造成了一场比珍宝岛战役更大的军事冲突,林彪利用这个机会,于10月18日发出了“第一号令”,宣布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令北京机关、学校人员疏散,一律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区。这一号令,把那些被打倒的、靠边站的对手,一律赶出北京,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变得更加险恶了。

当邓小平接到勒令迁往外地的通知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家里只有他、卓琳、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个孩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不幸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伤残了,生活不能自理,还不准回家。此刻,将他扫地出门,命运之舟要将他载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周恩来得知林彪下达“一号令”后,立刻就看透了林彪的用心。他果断地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一号令”心怀叵测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又冒着风险给各地打电话,提醒各省负责人要妥善照顾好这批老干部。周恩来给江西打了个十分重要的电话,要当时江西领导人照顾好邓小平夫妇。事后看来,周恩来的电话对邓小平一家的安危起了不小的作用。

飞机在南昌机场降落,邓小平夫妇及继母被“请”上汽车,带进江西军区招待所。在这里,邓小平挨了一位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必不可少的训话,不准他们随便外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并派给邓小平一个姓黄的管理秘书,名义上负责邓小平一家三口的生产劳动、学习资料和生活上的事,实际上主要是监护。几天之后,三个人被送到南昌郊外一所无人管理的步兵军事学校,这座原步兵学校校长住的两层灰砖楼成了邓小平一家及其监护的住所。

这地方倒算安静,让这位中外闻名的政治家,可以安安静静地回忆过去和思考现实与未来。三年多的监禁劳动生活,对于邓小平来说,倒是一个整理自己思想的好机会,也许他后来许多伟大构想的蓝本就是在这里出笼的呢!

只是这军校长年无人而变得残缺不全,大风呼啸,穿堂而过,门窗被撞击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过了几天,在邓小平的申请下,他和妻子被人押送步行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劳动,大约要步行二十几分钟。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像一个老工人一样熟练地做着这个工作,卓琳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劳动也是监护劳动,看管人员总是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第二号走资派”,没有得到许可,不准和别人说话和干别的事。

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小平来说,总算是一个令人宽慰的变化。在京被看管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线被切断,不准收看电视和报纸,完全与世隔绝,而现在他可以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也可以从工人们的议论中听到一些情况,这对于这位忧国忧民、关心时势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三年劳动过程中,邓小平夫妇一天也没有缺勤过。开始,工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的打量着这位声名显赫的老人,后来逐渐发现他很慈祥也很勤劳,不像有人批斗时把他说得跟凶神一样。工人们逐渐对二位老人产生了好感与同情,车间的工人们对老邓夫妇都很关心。为了防止“造反派”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车间工人们还特地在厂围墙开了个旁门,修了条小道一直通到步校,以免与外人接触。邓小平夫妇从这里走了三年,后来这条小路就叫“邓小平小路”,以纪念这位伟人的这段坎坷经历。

邓小平夫妇每日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校园里,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这样三位老人也可以补充一些食品。他们当时的工资已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三位老人年龄加起来已超过了200岁,而且邓小平要负责一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卓琳则要洗衣和打扫卫生,而且卓琳还患有高血压病,常常卧床不起,这时邓小平还得细心照料卓琳,而年逾古稀的继母则还要做三个人的饭,因此,补充一点食品是很有必要的。

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被允许可以把他的藏书带来,使这位睿智的老人可以用书本知识来填补被监禁的寂寞。邓小平同妻子抓紧时间,除了读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中外许多的书籍,有些书是以前在繁忙的工作中无暇涉及的。他们生活很单调,但也很有规律,上午去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来吃饭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的监管秘书根据“上头”的指示要邓小平写一份一个月来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邓小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看到那个监管秘书尴尬的神情,邓小平又随和地补充了一句:“你也尽到了你的责任。”

邓小平夫妇离开北京到江西后,惟一的一块心病,不是留恋中南海的旧居和美丽的首都,而是那些亲骨肉,那些成年的和没成年的,连一声告别的话都没说,便匆匆各奔东西了。邓小平第四个孩子邓榕远在陕西省插队劳动,本来约好了12月到北京见面,谁知他们突然被林彪一个“一号令”,就迁到江西来了呢?

一天,邓小平主动找了他的监管秘书,婉转地表达了希望把邓榕在北京见面改在南昌,还用略带自我批评的口吻说:“说温情主义嘛有点,自己的孩子有点想,可能是落后思想……”一位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共和国元勋,道出自己想同孩子团聚的心情,还作了自我批评,听了真叫人心酸。

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仍然迟迟没有回答。卓琳又想到了大学毕业后迟迟不给分配还老挨整的大女儿邓林,要求把邓林接到这里。监管秘书向上面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好出面联系。”

这无疑是给邓小平夫妇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江西省革委会不给联系,自己又是管制对象,连通信、行动的自由都没有,怎么进行联系?不联系,孩子能来这里吗?自从邓小平被打倒以后,他们子女所在学校里的“红卫兵”,都像发了疯似的,把对“走资派”的怒火,都发泄到他们子女的身上,游街、批斗、戴高帽子、人身攻击、毒打,“十八般兵器”通通使出来了,这些邓小平夫妇是知道的,而如今,他们想让孩子们来这里享受片刻的宁静都不可能了。古人曾说“莫生帝王家”,而他们是新中国一代元勋的子女,为什么也要经受这样的摧残?真是人妖颠倒的世界。

1971年,残废的邓朴方被准许到三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残废的儿子,为儿子洗澡擦身这一类最重的活就落在了邓小平身上。后来,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一些,使他们漂泊四方的子女可以在短期内来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几个子女索性都搬来与父母同住,监禁地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会议,这是自邓小平被监禁以来首次让他参加政治活动,这已昭示着某种转机。因为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也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这对那个如日中天的“第一接班人”来说,是不寻常的。果然,坐在家里等候父母归来的孩子们从父母的表情中看出一定发生了重大事情。由于当时看守人员在场,卓琳就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中悄悄地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员吃晚饭去了,邓小平夫妇才详细地对子女叙述了刚刚从厂里听到的情况: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榜样”林彪,原来是个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变节者和叛徒,他拼凑反党集团,妄图搞武装夺权,竟然企图炸毁毛主席乘坐的列车加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终于摔死在温都尔汗。邓小平当时显得很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邓小平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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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 毛泽东为何对邓小平不满?

第二页 林彪为何嫉恨邓小平?

第三页 爱玩桥牌也有罪

第四页 周恩来一个电话救了邓小平

第五页 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第六页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张玉凤: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林彪摔死后,他在江西的追随者也被撤换,邓小平一家的日子好过了许多。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说邓小平和刘少奇的问题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听到这个讲话后,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再做些事情。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了解的,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党籍,毛泽东极力反对。正如邓小平后来自己说的:“林彪和‘四人帮’想整死我,但他们未遂,是毛主席保护了我。”

1972年秋天,邓小平和妻子被安排去江西革命圣地井冈山参观,并且重访了瑞金,参观了景德镇瓷器厂,邓小平知道,他复出的日子不远了。

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后,邓小平携全家乘火车离赣赴京。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在邓小平的倡议下,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1974年夏天,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邓小平在国务院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为了在周恩来总理生病期间更好地维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增设第一副总理在当时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脑子里都作过酝酿,又必定各有己见。1974年10月14日张玉凤传达的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里,明确记有“谁当第一副总理(邓)”,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提议,这无疑打乱了“四人帮”长期迫害周恩来,妄图抢班夺权的计划。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便成了“四人帮”一伙积极活动的一个目标。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四人帮”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问题,发难邓小平,并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四人帮”一伙认为抓住了邓小平的口实,便密谋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以期达到恶人先告状的效果。10月18日,江青对王海容、唐闻生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开会,在谈论‘风庆轮’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发生了争吵,然后邓小平就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也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伙的,周恩来是后台,你们有机会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又把王、唐二人叫到钓鱼台17号楼,张春桥说国家财政困难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诬蔑“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王、唐二人第二天赶到医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是他们四个人计划好了要整邓小平。10月12日,王、唐二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对江青一伙的胡闹很生气,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并提议邓小平出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对毛泽东的提议积极支持。

为了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四人帮”还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把自己一伙比喻成“法家领导集团”,言外之意,是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是不能进入领导集团的,“四人帮”还把自己的得力心腹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企图在选举中能使他们的代理人掌握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权。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向周恩来、邓小平进攻,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至此,毛泽东在1974年11月12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上,亲笔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几乎在同一时期,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利用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对王、唐二人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974年毛泽东又批评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邓小平前一段工作的考察,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性强!”

这位最高决策人对“四人帮”的察觉和对邓小平公正的评价,使江青妄图组阁的阴谋失败了。

“四人帮”并不甘心四届人大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利用手中的工具,制造“反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一大批有丰富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干部。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一方面要遏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要使整个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疮痍中恢复过来,继续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也赢得了民心。

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邓小平多次针对“四人帮”的攻击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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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页 毛泽东为何对邓小平不满?

第二页 林彪为何嫉恨邓小平?

第三页 爱玩桥牌也有罪

第四页 周恩来一个电话救了邓小平

第五页 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第六页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1975年9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什么“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那时仍然坚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文化大革命”,甚至不赞扬“文化大革命”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自由,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这期间,康生也乘邓小平离京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指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们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分团长……”

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3期刊登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为幌子,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讲话说成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是把教育“扭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把调整科学、教育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说成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等等,在文章结束时,又有意将所谓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说成“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此开始了。“四人帮”鼓动他们在各地的爪牙,利用舆论宣传工具,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1976年1月8日,为祖国和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15日,召开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因病未能出席追悼会。报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对追悼会的情况只作了很少的报道。“四人帮”的意图是:必须把周总理忘记,本来应该继续完成周总理遗志的邓小平也必须打倒。

1976年2月6日,“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人身攻击几乎公开化,《人民日报》号召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2月7日,华国锋出任代总理。2月10日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明显攻击那个“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的人,邀请外宾到北京大学参观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言论和活动的展览。《人民日报》也于13日发表文章批判所谓的那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

他们指控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三点指示—反对修正主义,实现安定团结和发展生产。而邓小平则提出:“三项任务是个统一的整体。”他们攻击说1975年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恢复工业、铁路、钢铁冶金、军队和教育工作的方案,以及反对诸如江青排演的“革命样板戏”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到了3月份,毛泽东也支持了这场运动。批判文章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翻案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还在走。”3月底又出现了一个最新指示:“这个人不抓阶级斗争。他从来不以此为纲。总是白猫黑猫,不区别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已很明显,这位党内最高决策人也对邓小平的做法不满。而上海《文汇报》则出现了连周恩来也一起攻击的文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邓小平确实没有悔改。在一次学生批斗大会上,当“造反派”们列举他的“错误”,要他作自我批评时,邓小平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清楚。”后来,邓小平回到华南,这里的军队和党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老战友,复出后为整顿作出巨大贡献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功勋式人物,竟又一次来到老战友这里,来躲避颠倒黑白的批斗。

1976年的清明节,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几百万人来到天安门缅怀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罪行。这时的中国人民已开始觉醒,并与“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于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利用这一事件,诬蔑它是邓小平“煽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以便迫使毛泽东和政治局领导核心作出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1976年4月7日公布了一条决定:华国锋已不是代总理,而是政府首脑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决议表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对于工作刚有成效正欲大展宏图的政治家邓小平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从来就没有绝望。正如邓榕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她父亲总爱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说明了邓小平顽强不屈和乐观的性格。

但是,觉醒的中国人民已不再允许“四人帮”继续祸国殃民了。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企图抢班夺权,被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举粉碎。奇怪的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并没有立刻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有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还囿于“两个凡是”的框子里,引起了一场“真理标准”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真正的真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取得了胜利。的确,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人们已从狂热中,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醒来,他们变得理智而清醒,变得很务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纠正。早在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恢复了失去的所有职务,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理论和威望。从此,历史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这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愿。

今天,这位历尽坎坷的“风中竹”式的老人,终于为中国人民设计出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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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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