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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精神》: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

2009-11-09 12:20:47 来源: 东方早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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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 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

《动物精神》[美]乔治·阿克洛夫[美]罗伯特·希勒著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234页,34.00元

书评人:孙 涤

东方早报11月9日报道 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后知后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是不堪重负。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

最近英女王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句让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家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

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理论假定,人既然是自利的经济行为人,因此有充分的能力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面,足以指引自利人的理性决策,趋利避害。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把市场大幅改正甚至崩塌的可能性给排除在外了,而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危机和萧条。就在G.卢卡斯——他占据着经济学界过去三十年的霸主地位——宣称,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即便不是一劳永逸,世界起码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不旋踵之间全球的人却都遭了罪。果然,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美联储的、各级政府的,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但没有,连海啸已肆虐横扫各个角落后,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错误出在哪里?

《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的出版正形成了一个突破口,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在价值测评、资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励平衡等各个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步履蹒跚,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更显不堪重负之疲态。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由他们发起质疑和冲击,要比外部的批评有力得多。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阿克洛夫和希勒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在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何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之外,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个人经济行为,如不削足适履,是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

“理性市场假设”(或称“市场有效假定”)在过去四十余年里一直占着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经济)理性”的概念有三层假定: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

亚当·斯密的历史地位数百年而不颓,是因为他对经济活动的自利性做了明确有力地“正名”。斯密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的。斯密的系统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意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须有利他的善意在先。道统,尤其是教会,贬抑人们的物质追求,既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遏着经济的扩展。

但是,是否个人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利己的?斯密并没有规定。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能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只是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在市场上买卖?用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谁又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假定还大致靠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并且积得越多越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于,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的羁绊和政府的干预之前,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来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影响之后,他又会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更是大大地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斯密的《国富论》里从未用过“理性”一词。)强加在个人行为的这种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许多学科的研究肯定,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例如,哈耶克本人就讲得很清晰,当被人引用时,往往遭到曲解。又如,去年出版的《怪诞经济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大量实验调查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是有系统的、结构性的,是可以预测的。

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坚持罔顾人的“动物精神”,硬把不具备的“理性”美德强加于人的根由,我们以后再讨论,这里只就本书所及,先谈谈“动物精神”对经济决定的影响。

受着十九世纪物理学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从而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外衣。在工具缺乏的当初,这原本未可厚非。起码,经济学从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计算、能交流、能积累研究成果的话语系统。而当时借用物理学方法的经济学人,是知道这类简化乃不得不为之,对借用的限度也有清楚的了解。然而进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后,经济学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在简化的基础上不断“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把他当作先祖“亚当”似的,复制出整个社会的“理性人”,然后据以打造“市场规律”,尤其是税收政策等国家分配利益的机制。

殊不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的对象全然不同。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他们积极与环境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本质元素,等于把要解决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就像医学理论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一样,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

sun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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