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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少奇死时悲惨,但不恨毛泽东

2009-11-09 11:39:43 来源: 人民网(北京) 跟贴 0 手机读书

王光美及其子女谈刘少奇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让全国人民知道历史真相。

另辟蹊径

第3期付印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又赶到刘家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起分析华主席的意思,“缓发”缓到什么时候为宜?删改又删到什么程度方可?这篇回忆文章本来就是要写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遭遇的历史真相,如果删去挨斗场面和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这篇文章就失去价值和意义了。

我们不干,刘氏姐弟更是非常激动地表示:宁可不发表,也决不同意删改!要是删改了,以后还怎么用?!态度十分坚决。

可是,大家摧心剖肝,辛辛苦苦忙了整整三个月,难道就这样算了?不!不能前功尽弃。党中央准备在5月份隆重举行少奇同志追悼大会,我们提出再次力争全文发表,如果实在不行,就另辟蹊径,以记者采访少奇同志子女的名义,用访问记的形式重新改写一篇,既不影响以后全文发表,又能赶在追悼会前表达儿女们对父亲的缅怀和爱戴。源源想了想,觉得也只有这个办法较好,大家都赞成先试试。

此举成功的关键,就是必须弄清楚任重同志请示华主席的指示精神和他认为怎么做才行,而这只有亲自向任重同志请示才好。经我们理论部主任李禹兴帮助联系,同宋文郁一起到中央宣传部拜见任重同志,说明情况和我们的想法。任重同志是我们老作者,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给我们写文章,既是行家又平易近人。他和蔼而又无奈地表示,主要是这篇文章事关重大,尤为敏感,华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还是慎重一点缓缓为好。我们表示理解,提出改写“访问记”的方案,请任重同志指教。任重同志说,你们的建议不失为一种办法,可以考虑。他指着文章清样说,像回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有关少奇同志批斗挨打的段落;林彪一号通令后,少奇同志秘密关押开封监狱,最后惨死的段落,的确是太悲惨了,怕读者一时承受不了,最好是回避为宜。

得到任重同志的支持和明示,宋文郁和我连续奋战好几天,顺利完成,标题采用少奇同志对孩子们最后的沉重嘱托“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副题为“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回忆爸爸刘少奇”,全文1.5万字。28日,宋文郁和我带着刚排好的访问记,向王光美和源源他们讲述了拜访任重同志的情况。源源还是明确表示,不赞成对文章大块删节,好争取以后有机会全文发表,同意我们记者写访问记。于是,我们拿出访问记小样,源源大致翻阅了一遍表示基本同意,还要请母亲过目才能最后敲定。宋文郁反复解释,这篇访问记只是涉及你们回忆文章的部分内容,不影响今后全文发表。源源笑了。

3月29日上午,源源来电话说,母亲看了小样后表示同意。当天下午,我们又赶紧交任重同志审阅。任重同志翻着小样笑道:“你们行动很快哟,我基本同意,还得仔细看看,还要给书记处同志看,你们再补送5份小样来。”我们立即照办。31日下午,任重同志批了下来。最后,按时付印。

1980年4月11日,新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期,封面是一棵傲然挺立的青松,内文刊登了“本刊记者宋文郁、孙兴盛”写的这篇访问记。4月15日,《工人日报》用一个半的版面全文转载。我们到王光美家送刊物,他们正忙着少奇同志追悼会的事,这正好作为我们和全国青年敬献给少奇同志英灵的一朵鲜花!得知全国和海外300多万读者正在争相阅读,他们都会心地笑了。我们也不无感慨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次没有争取到全文发表,实在遗憾。过些时日,当你们争取到全文发表时,可别忘了我们,一定要交本刊发表。

1980年12月初,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犯罪集团的时候,源源来电话告诉我们,为了配合公审,中央决定全文发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我们正要欢呼,他又说,中央没有说要你们刊物发表,指定给《工人日报》发。我们一听,又傻眼了!大家都很不理解、很焦急。我们赶到刘家了解情况,想再力争一下。源源说,是总书记耀邦同志批准全文发表,考虑到少奇同志是我党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由《工人日报》发为好。我们无话可说了!

源源表示:“为了尊重贵刊和你们编辑记者付出的劳动,我已告诉《工人日报》,在全文发表时,一定要注明本文是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而作。”我们也表示,只要能全文发表,至于是由《中国青年》发,还是由《工人日报》发,都是一样的。少奇同志讲得好,“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心愿,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如今终于实现了!

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面回顾了我们采访、整理、送审等全过程,还有一些没有写进文章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补充采访,继续请教。那天正碰见少奇同志的子女们在房间里商量父亲追悼会的事,王光美对我说:“小孙,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家里的事都不回避你,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提出来。”

于是我就说我还没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从1956年党的八大他们就有分歧和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诚相告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益,时隔近30年,仍然记忆犹新。

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后来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和毛主席不在一起。但少奇同志的睿智卓识、杰出才干和卓越功绩,赢得了毛主席和全党信任。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书记处,毛主席第一次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少奇同志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两位伟人同时成为全党全军的第一和第二把手,从此更加亲密地合作。

从2 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国家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况非常复杂又都没有经验,少奇同志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风格与毛主席不尽相同,难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经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孙兴盛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问题就曾有过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属于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维护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起草的,各项报告和决议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讨论通过的,充分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紧密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陈伯达在八大闭幕式前提出,经毛主席同意临时加上的。毛主席此时并没有否定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主席改变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确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这对于刚刚建国7年,一直还沉浸在欢悦、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撼。

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党整风,巩固执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三面红旗”也的确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热情,创造出不少令人兴奋的成果。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和浮夸风、“共产风”等,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在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本文来源:人民网 )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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