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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欧文评《铁皮鼓》:曾经的士兵

2009-10-17 10:28:42 来源: 网易读书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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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君特·格拉斯展示了一个可能,即用狄更斯式的丰富的感情和倾泻而出的语言来写作。格拉斯用狂暴、爱、嘲笑、闹剧和痛苦来写作——所有的一切都与一种不可原谅的良心有关。

网易读书10月17日专稿(文/约翰·欧文)上大学的时候,我花费大三一年的时间在一个讲德语的乡下生活——因为1961年和1962年,我连续读了《铁皮鼓》两遍。14、5岁的时候,我曾经把《远大前程》读了两遍——狄更斯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但是19、20岁时读《铁皮鼓》让我知道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正是君特·格拉斯展示了一个可能,即用狄更斯式的丰富的感情和倾泻而出的语言来写作。格拉斯用狂暴、爱、嘲笑、闹剧和痛苦来写作——所有的一切都与一种不可原谅的良心有关。

1963年秋天,我赴维也纳,到欧洲研究学会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学;我想像格拉斯写作时那样阅读《铁皮鼓》那时我21岁。(我甚至到今天也没有把德语学得好到能够阅读格拉斯的作品,他用德语给我写信,我就用英语回复他——但是就是在维也纳求学时我开始把自己看做一个小说作者。)我曾经标记过《铁皮鼓》的某些段落;我还记得这些段落的英文翻译。

“波兰丢了,但不会是永远,所有的一切都丢了,但不会是永远,波兰不会永远丢了。”

小说的男主人公奥斯卡拒绝生长;他仍然保持着孩子般的样子,矮小、看起来很单纯,他从纳粹时期的政治事件中幸存下来,而其他人都死了。因为侏儒Bebra警告奥斯卡:“永远都要注意成为讲坛中的一员,而不是与之对抗。”

奥斯卡作为一个小人可以在战争中幸存,但是他无法逃避罪责。他促成了他妈妈的死;他对他舅舅(他的生身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还导致了他的父亲因为被纳粹党徽章卡住喉咙而死于苏联士兵的枪下。战争之后,奥斯卡终于在一个运货车厢里继续生长了。一个拥有超自然能力的鼓手,他以Onion Cellar的名字在夜总会表演。客人们需要通过给洋葱剥皮来使自己流泪,而奥斯卡则没有必要用洋葱;他只是敲他的小鼓,并且回忆他曾经目睹的那些死亡。

《铁皮鼓》是战后德国最受好评的小说;奥斯卡对成长的拒绝被认为是国家罪行的象征符号。“带来泪水的洋葱汁”是一长串难忘的意象中的一个,其他的还有“毫无疑问被重新粉刷过的墙”、“死亡的兴奋中的波兰人”。

1959年,格拉斯在德国出版这本特别的处女作时好像是有很多需要赎罪的内容。“铁皮鼓”的声音都是赎罪的内容。有时候在同一个句子里,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叙述会变来变去。但是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他加入希特勒青年队的供给机构Jungvolk时只有10岁;1944年,当他被美军俘虏时,他只是一个17岁的士兵。(甚至现在,格拉斯引入瞩目的美式英语也好于我的德语,我们在一起时几乎都讲英语——偶尔伴有我的几个令人兴奋的德语单词。)

德国入侵波兰时格拉斯只是一个孩子。我很想知道他有什么不得不感到愧疚的?《铁皮鼓》中罪行的责任是所谓的集体德国人的罪行么?我在维也纳上学时一直在报纸上读舒尔德。我知道了波兰人发生的事情——即我从《铁皮鼓》中知道的Jan Bronski死去的袭击波兰邮局事件。后来,格但斯克人民授予格拉斯荣誉市民称号——为什么不?奥斯卡虽然拒绝长大,但是他的故事对我来说是英勇的。

在维也纳冬天寒冷的一天,没有人会抵抗自己的本能去脱衣服,我去一家艺术学院,志愿成为活体素描课的模特。“我在美国有经验。”我说,但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模特是因为奥斯卡是一个模特。

1963-1964年,在我离开维也纳之前的某个时候,一位从美国来的朋友寄给我格拉斯第二本小说的英译本《猫与鼠》。这次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人称叙述,但是叙述者在100多页中都是匿名的;主要角色Mahlke在首句中被确定,但是他通过第三个人和第二个人的谈论贯穿始终。当一只猫被亚当的苹果吸引时,隐蔽的叙述者对Mahlke发生的事情表达了内疚的感情。后来,当学校老师被抓时,这个仍然匿名的叙述者写到:“一些学生有疑问。我希望我没有做不利于他的证明。”并且有更多的洋葱与集体罪行相伴:“可能如果我用洋葱汁擦拭打印机表面,它就可以在那些年饱受污染的整个德国传达一种洋葱味道的宣告……完全抵挡那些到处都是的尸体的味道。”

我想知道,使用洋葱的是什么?

格拉斯对“silence”的解读是什么?“从那个星期五我就已经知道了沉默是什么。当欺骗转向离开时沉默到来。没有什么可以比被风带走了噪音的工作中的挖泥机更沉默。”

《猫与鼠》读起来像个供认状,但是罪行只是冗长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看到Mahlke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他是战争的另一个死难者;我们在消失中注意到Mahlke。“但是你没有出现,”小说的做出结论,“你没有浮出表面。”

1964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因为妻子怀孕,我离开了维也纳。我的女房东带着我的摩托车的买主闯入我的我的卧室,我打算卖了它付我的房租。卷角的、明显的但是还没有读的Die Blechtrommel的德语平装本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女房东很惊奇我读这本小说花了这么长时间;由于不想承认我学习德语的失败,我问她对格拉斯的感受。我的摩托车买主和我都是学生;我们自鸣得意地认为格拉斯绝绝对是学生的特权。而且我不认为我的女房东读过很多书;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让我惊讶的是,她们那一代人中的一些重复着女房东告诉我的有关格拉斯的感受:“他有点没礼貌。”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格拉斯对于奥地利和德国读者意味着什么,远远比一个国际知名的、受尊敬的作家要丰富得多——尤其是对于那些对战争有记忆的一代人。对许多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来说,格拉斯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慈悲心肠的法官和没有限制的道德权威。不仅他的小说在赎罪,他还是战后德国一个刺耳的批评家。他以每个民众为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政客。

1982年,在去尼加拉瓜旅行途中,格拉斯说他为美国与他的国家结盟感到羞愧。在《论写作与政治》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他强调:“个体基督徒和基督徒群体在抵制纳粹主义上共享了最极致的勇敢,但是德国怯懦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派式他们默许的帮凶。”在我1982年为星期六评论写“Headbirths”是,格拉斯仍然在奋战:“认为《猫与鼠》是我学校时期不满情绪的发泄是错误的。”愧疚,更多的愧疚,以及更多的赎罪。孩子,像这个孩子一样痛打自己!我认为。

我也没法逃脱格拉斯的反对。1980年我住在纽约时,我组织了一次来自西德和东德作家的聚会,格拉斯也来了。我们喝了很多酒,宴会持续到很晚。当格拉斯离开时,他看起来很忧虑;把我拉到一边,他说他很担心我。他说我不像我过去惯常的那么愤怒了,然后说晚安。当时,只有我的两本小说被翻译成德语,这是他表达新的小说让他感到失望了的方式。东德作家还留在宴会中,但是我剩下的时间都在分析我应该变得更愤怒,并且保持愤怒。如果我的英雄发现我缺乏火力,我有必要扇动火焰了。

有一张我们在纽约的合影,那时我们在一个正在举行格拉斯素描展的画廊里。他是一个雕刻家和画家,然后才是一个小说家,他仍然一直坚持画画。我家里有他的四张画,他的工作室里,画比能证明他是一个作家的证据——一台打字机、一张桌子——都要多。在纽约照的照片里,我正在笑什么事情,格拉斯也很高兴,但是没有笑。

1992年12月在92大街的诗歌中心拍摄的另一张照片中,我让格拉斯用德语读《蟾蜍的叫声》中的一首诗,然后我用英文翻译——我们穿着相似的衣服,看起来体型也很一样。还有一张格拉斯的夫人为我们拍的照片。我的妻子、我的小儿子和我们一起。格莱斯拿着他一直用的烟斗和他的狗。背景中还有一头牛。那是1995年十月。

1990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与格拉斯、俄罗斯诗人叶甫图申科一起上了电视。格拉斯批评了两个德国的统一——尤其说到,统一如果来得太快了,将会导致西德的资本家对东德的经济剥削。对于许多年轻人渴求改变的愿望,格拉斯的批评显得非常不受欢迎。五年后,镜报在封面文章中描述了格拉斯新小说中的分离。一本杂志引导了一本书的火爆。

sun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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