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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作品:《取得秘密文件的管道》

2009-10-15 14:13:55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 跟贴 0 手机看新闻

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于秘密文件被公开不感兴趣,一如他们对身边所有被摧毁的生命或者对于党高级官员及情报机关官员也不感兴趣。

时代周报10月15日报道 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于秘密文件被公开不感兴趣,一如他们对身边所有被摧毁的生命或者对于党高级官员及情报机关官员也不感兴趣。如果你像我一样,曾经年复一年地公开要求取得文件的管道,你甚至会触动朋友的神经。这也是多年以来,安全局文件没有落入国家安全局档案中心(它有一个弊脚的名称﹕CNSAS)的另一个原因,这个部门于1999年欧盟敦促下勉强成立,但与重组的旧情报机关合作。后者控制了取得秘密文件的管道,CNSAS必须向他们递交申请书,有时候他们会获得批准,但大部分时候他们会被拒绝,即使是基于被申请公开之文件仍会继续被跟进。2004年,我在布加勒斯特,为了申请取得文件的管道而四处奔走,在CNSAS的入口处,我很惊讶地发现三个穿着迷你裙及闪光霓彩紧衣、领口突起的年轻女子,就像那是个色情场所。有一名士兵在他们中间站着,肩上背着机关枪,就像那是个军营。CNSAS的主任假装不在里面,即使我和他有约。

今年春季一群调查员碰巧发现保存在《巴纳特行动小组》档案中关于罗马尼亚德裔作家的秘密文件。在安全局里面有负责每个少数民族的专责部门,管德国人的部门叫“德国民族主义者及法西斯主义者”,管匈牙利人的叫“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管犹太人的叫“犹太民族主义者”。只有罗马尼亚作家才可以获得被“艺术及文化部”监视的荣誉。

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文件,署名是克里斯蒂娜,足足有三册,共914页厚。档案可能在1983年3月8日开始被打开,虽然里面还包含年份更早的档案。打开文件的理由,是因为我的作品《低地》“有偏见地扭曲国家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的境况”,特务对原文的分析确认了这一点,加上我属于“德语诗人圈子”的事实,而“这个圈子以拙劣作品为人所知”。

文件是由SRI代表旧安全局作出修补工作。十年以来,他们用尽所有时间,走遍世界把它“造”出来。你不能说是造假,这份文件根本就没有实质内容。

我却找不到在拖拉机车厂担任翻译的三年,那时我翻译民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进口机器的说明书,有整整两年我在办公室里当薄记员。他们制定工人的薪水,而我翻查我那厚厚的技术词典。我对液压机或非液压机、操纵杆或量表一窍不通。当发现词典列出三、四甚至七项条目,我直接跑到工厂里问工人。他们不需任何对德语知识,就能告诉我正确的罗马尼亚语词汇,因为他们熟悉自己的机器。第三年,“协议书办公室”成立,公司主任把我拉到那里与两位新雇来的翻译共事,其中一位是法语翻译,另一位是英语。其中一名是一名大学教授的太太,那位教授在我当学生时已被认为是安全局的线人,另一位是市内第二位高级情报官员的媳妇。只有这两个人保管着档案柜的钥匙。当有外国专业人士到访,我必须离开办公室。不久以后,我被安排进行两次由秘密警察官员斯塔纳(Stana)主持的聘用测验,令我更适合在办公室工作。当我第二次拒绝了他的要求后,他说了这句话向我道别:“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溺死在河里。”

一天早上,当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词典被扔在办公室门前的地上,我的座位被一名工程师占据,我也不许再踏入办公室半步。我不能回家,到时候他们会在那里捉住我,现在我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没有。两天以来,我违令带着词典坐在地下和一楼之间的混凝土楼梯级上,设法翻译一点东西,这样没有人可以说我不是在工作。办公室员工沉默地经过,我的朋友燕妮是个工程师,她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每天在回家路上,我向她解释事情的细节,她在午餐时间走过来坐在楼梯级上,我们一起吃饭,就像我们以前在办公室里做的。我们可以不时听见院子里的广播声,播放着关于人民幸福的工人合唱。她一边吃一边为我哭,我却没有哭。我必须变得刚强。

第三天我在燕妮的桌子上安顿下来,她为我留了一个角落。第四天亦一样。第五天早上,她在门外等我。“他们不许我让你呆在办公室里。想想吧,我的同事说你是间谍。” “这怎么有可能﹖”我问道。“但你知道我们在哪里生活,”她解释道。于是我带着词典再次坐在楼梯级上。这一次我也哭起来了。当我跑进工厂里面去问一句,工人们向我吹口哨并且喊叫着:“告密者!”那是一个女巫的烹锅。在燕妮的办公室和工场内究竟有多少密探?他们按照指示行事,上头有命令要攻击我,谣言意味着他们要迫我辞职。我不再拥有对事物的理解力,我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真实地生存在这世上,于是我开始写下我自己的故事,这些写作构成了《低地》里的短篇小说的雏形。

因为拒绝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就被认定是间谍的事实,比尝试聘用我并发出死亡恐吓更糟。人们在诽谤我,而我正是希望保护他们才拒绝当线人。燕妮与一部分同事看得出有人在玩弄我,但那些不熟悉我们的人不会这么想。我怎样向他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怎能从反面证明呢?完全不可能,就好像安全局他们太清楚了,所以他们才这样对我。他们也知道,令你失去背叛其他人比敲诈勒索更令你难受。你还可以习惯死亡恐吓,它们是我们这一生中的一部分,你还可以将灵魂深处的焦虑视作等闲。但流言蜚语却偷走你的灵魂,你会感到自己被一股恐怖所包围。

这种情况维持多久,我不再知道,它看来了无尽期,也许只是几个礼拜。最后,我被捕了。

在我的文件中,关于这段时期的只有两个字,那是一份写在监视协议书边缘的手写字条。多年以后,我在家中,把在工厂中尝试把我征召成为线人的事串连起来。帕杜拉留少尉在协议书边缘上写着:“没错。”

后来他们审问我,并指控我没有找工作,只靠卖淫、黑市买卖,及作为“社会寄生虫”过活。他们提及了我毕生从未听过的名字,指我为BND(西德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因为我对歌德学院的图书馆员和德国领事馆的传译员表现友好。不单如此,他们不需传召,就把我从街上带走。

在我去理发店的途中,一个警员护送我从一面薄薄的金属门走进居民礼堂的地窖。三名穿便服的男人坐在桌子前,其中身型细小、瘦骨嶙峋的是首领。他要求看我的身份证并且说:“好了,你这婊子!我们又在这里碰面了!”我从没见过他。他说我与八个阿拉伯学生发生关系,以换取紧身衣和化妆品。但我根本不认识阿拉伯学生。当我这样告诉他,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要的话,我们可以找二十位阿拉伯学生作证。你看,那样足够开一场大型的审讯。”他反复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我弯腰去捡拾,那样子大概有三四十次,当我动作渐渐缓慢,他瞄准我背部一点踢过去。从桌子尽头的门口背后我听见女人尖叫的声音,也许那是录音带发出虐刑或强奸的声音,我希望吧。然后我被迫吞下八只煮得烂熟的鸡蛋和加了盐的青葱。我被迫跪了下来。那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打开金属门,把我的身份证扔出去并且从后踢了我一脚。我一脸跌进灌木丛后的草堆中,一头向下呕吐。我没有犹豫地拾起身份证并立即跑回家。在街上被拉走比传召更恐怖。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哪里,你会就此消失,无法再露面,或者像他们早前所威胁的,你会被拉入河里,变成一具溺死的尸体,而死因是自杀。

档案中没有提到审问和传召,也没有被人从街上拉走的记录。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赫塔•米勒)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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