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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穆勒:为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全文)

2009-10-15 14:12:17 来源: 时代周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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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穆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获得2009诺贝尔文学奖。

赫塔·穆勒。

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而获得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引起全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也一如既往激起老调重弹般的批评:指责该奖过于冷门以及政治化倾向。对于后者,不免让人费解—难道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原本是剔除政治因素之后的产物?政治当然是文学的重要因素—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的话。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有一贯的清晰的内在信念和气质,这么多年来它一直鼓励一种有社会担当的、艺术叙事不妥协的、前瞻性的文学。作为嗅觉一向迟钝的中国出版社和读者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诺奖指引下去出版和阅读那些早该进入视野的好作品。

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0月8日揭晓,由生于罗马尼亚的德语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夺得,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奥兹(Amos Oz)反而大热倒灶。很多人说,这几年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标准越来越难估计,人们纷纷对评委会作出各种揣测,例如一向青睐反西方文明作品的恩达尔(Horace Engdahl)于今年6月离任,由历史学家恩隆德(Peter Englund)接手,加上今年是柏林围墙倒下20周年,所以对于独裁体制下的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恩隆德走马上任时,曾批判恩达尔的欧洲中心观,但许多热门人选却没有获奖。当然,也有人认为选出穆勒并不代表欧洲中心观,因为穆勒刚刚出版的《呼吸钟摆》(Atemschaukel),在德国掀起热潮,而且正如恩隆德说的,她的作品“有种十分独特的风格”。

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

委员会的评语道出这种独特风格:“她透过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坦诚,展示出无家可归者的景象。”其中“无家可归者的景象”(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不单取自赫塔.穆勒一篇小说的名称,更恰当地说明女作家的写作题材,她的写作题材多为童年成长的罗马尼亚乡村,她的文字纤细而准确,不带过多的修辞和感情,没有高亢的呐喊或悲哀的呻吟,只用客观直接的语言,仿佛抽离的视角中,叙述却充满受压抑的弦外之音,一向涉猎东欧文学的读者,对这种反讽笔触不会感到陌生。穆勒曾获克莱斯特奖(Kleist-Preis)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International IMPAC Dublin Literary Award),这次获得世界级作家最高荣誉后,一时激动非常地说:“我十分惊讶,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关于获奖,我现在说不出更多的话。”另一个激动非常的人,应该是出版穆勒作品的Hanser Verlag,因为《呼吸钟摆》的成功,连带把穆勒其他作品,也引入畅销文学作品之列。

穆勒一直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1953年,她在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省(Banat)的乡村尼茨基村(Nitzkydorf)出生,在那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斯瓦本日耳曼人的边境省份,穆勒属于一个讲德语的家庭,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党卫军军官。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在特兰斯瓦尼亚、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受种族主义政策歧视。齐奥塞斯库设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Securitate),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数民族。早于1973年至1976年间,她在最具异见精神的蒂米什瓦拉大学修读德国与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已对当时政权深感不满,并私底下与其他德语年轻作家互相交流,这些作家在1972年至1975年间,以其名称“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 Banat)为秘密警察所监视。1977年至1979年,穆勒在机械工厂担任翻译期间,秘密警察曾强迫她充当线人,因不肯合作而被革职,只得任教于幼儿园和当私人德语教师以糊口,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除经常滋扰她,还发出死亡威胁。根据穆勒的说法,她自己以及许多德语作家的名字一直在“巴纳特行动小组”名单中,犹太人被称为“犹太民族主义者”,匈牙利人被认定为“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Hungarian Irredentists),而德语民族则成了“德国民族及法西斯主义者”。

1982年,她出版处女作《低地》(Niederungen),旋即被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删减。当局要求删去“箱子”这个词汇,因为那令人联想到“逃亡”。她对此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1984年,她将《低地》的未删减本偷送到德国出版,大受欢迎,同时也在罗马尼亚发表了《沉重的探戈》,1986年发表《狐狸曾经是猎人》 和《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还有《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前两部小说后来分别在1989年和2001年译成英文,名为《护照》及《约会》。

穆勒一直不能容忍罗马尼亚政权对他们的迫害,故在1987年偕同丈夫小说家华格纳(Richard Wagner)出走德国柏林,但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令她难以忘怀:“对我而言,最压迫、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便是生活在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那段时间。生活在数百公里外的德国,无法抹去我过往的记忆。”德国的自由空气,让她得以全情写出以自身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两年后,东欧兴起民主化浪潮,该年圣诞节,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独裁统治的结束,并未令穆勒释怀。她在2009年7月23日《时代报》(Die Zeit)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在独裁者倒台后还没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为40%前秘密警察职员仍在今日的罗马尼亚情报局(SRI)工作,古老的秘密警察档案留存到他们手中。今日罗马尼亚看似开放、民主,但对于以往与旧政权妥协的行径,今日大部分罗马尼亚人装作失忆,令穆勒感到愤怒。

另一起事件也反映出穆勒的硬朗个性。1990年两德合并后,东西德笔会也合并,有些与特务有关系的东德作家,“既不认罪,也不曾解释发生过什么”,但被特务骚扰的往事却记忆犹新,于是她毅然退出了德国笔会。

德国媒体的欢呼

赫塔.穆勒获奖,令德国媒体雀跃。10月8日,乌尔里希.巴隆(Ulrich Baron)在《镜报》评论中,发表题为“一个新中欧的希望”的文章,作者肯定穆勒的作品“为跨越国界的正义作申辩,所以向她颁发诺奖是一次正确而重要的决定”。当然,作者也指出,委员会本来考虑秘密人选菲利普.罗斯及其他候选人,然而也因为穆勒的新书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才选了她。

许多德国作家均认同此结果,但这结果也的确令他们大跌眼镜,也有评论家以惯常的嘲弄态度,响应这次颁奖。1999年获得诺奖的君特.格拉斯,就说这个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并说穆勒是一个“很优秀的罗马尼亚女作家”,虽然他在这几年间偏向以色列作家奥兹。德国书商交易协会主席戈特弗里德.霍内费尔德(Gottfried Honnefelder)认为,穆勒是“我们拥有的其中一股巨大、有力而坚定的声音”,而《呼吸钟摆》则是她的“巨作”。德意志语言及诗歌学院(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主席赖歇尔特(Klaus Reichert),则指出穆勒是“德语文学中一股重要的声音”。文化部长纽曼(Bernd Neumann)则称赞她是“拥有巨大诗歌力量的女作家”。

一向以刻薄著称的德国文坛“教皇”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几年来一直看好同为犹太人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然而这次结果难免令他感到酸溜溜,故仅以精简的一句“我不会讨论赫塔,再见!”回答记者的问题。女评论家海登·赖赫(Elke Heidenreich),甚至劝穆勒去换新发型。作家暨文学评论家卡拉谢克(Hellmuth Karasek)说:“我的心愿永远如一,那就是菲利普.罗斯应该得奖,但那心愿却再一次无法实现。”

然而对德国一般媒体来说,穆勒得奖实在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自1999年以来,他们已经等了十年,现在终于有一位德国作家可以收获世界文学的殊荣,德国《地区报》在文化版上刊登了《赫塔.穆勒﹕独裁统治和陌生感的经历》(Herta Müller: Erfahrung mit Diktatur und Fremdheit),将这位诺奖得主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

即使如此,他们仍然明白,在喝彩声背后,穆勒得奖只是一种运气。而事实上,这种运气与穆勒成长背景所带给她的使命感格格不入,哈特维格(Ina Hartwig)在德国法兰克福电视台网站上发表一篇关于穆勒得奖的文章,名为《语言的奇迹》(Das Wunder der Sprache),篇首语写道:“对于住在柏林的诺奖得主赫塔.穆勒来说,在独裁统治前后写成的作品是关于独裁者的重要著作。斯德哥尔摩对这些作品的推崇恰巧引起极大的赞赏。”作者精辟地解释道,“发生在她生命中的语言奇迹,即使完全改写了她一生,也不会在她的传记中占一席位。她对语言的运用属于一种传统、一种‘奥匈帝国’的传统,属于一片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俄语、乌克兰语、意底绪语及德语曾经并靠存在的景观里。”哈特维格将穆勒的语言奇迹与成长,和德语诗人策兰相提并论。

其他国家媒体的复杂反应

相较于德国,其他国家的媒体就显出不欣赏的态度,英国《时报》以冷嘲热讽的方式,质疑诺贝尔奖得主的文学价值:“请问耶利内克、凯尔泰斯和希姆博尔斯卡有何共通之处?他们都获得了诺奖。请问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格雷恩.格林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没有。”法国《费加罗报》以委员会不把诺奖颁给知名作家菲利普.罗斯、马利欧.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奥兹等人,而感到又一次失望。

相比起来,罗马尼亚因为穆勒的德国背景,以及她以德语写作批判罗马尼亚独裁者的作品,故没有那么大反应。曾经批判齐奥塞斯库的作家戈马(Paul Goma)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与罗马尼亚无关,因为穆勒不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或巴纳特省公民。记者克.杜托.波普斯库(Cristian Tudor Popescu)认为穆勒是基于其德语背景及政治参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凭她反对独裁者的声音,不如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就像曼德拉。哲学家普列苏(Andrei Plesu)则持平地说,罗马尼亚作家从来没有获得诺奖,如今穆勒虽是德语作家,却来自罗马尼亚,她的名字定必在罗马尼亚及东欧文学史上占一席位。

无论人们怎样讨论,在这些纷扰的声浪背后,穆勒仍然平静地生活,即使诺贝尔奖激起了千层浪,但她一点也没有变,巴纳特省仍是老样子,尼茨基村也一样,而她依然是那个无家可归者,依然为阴暗的记忆写作,向自己作见证。她的朋友说她是个刚直不屈的女子,这一点可在她的言行中看到。她获奖后开记者会,并且说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你可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算在内。很多人都遭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给毁掉。”她感觉自己为被迫害而死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穆勒作品:对抗极权的暴虐

穆勒以《低地》(Niederungen,英译Nadirs)这部短篇小说集初试啼声,在1984年由西柏林的红书出版(Rotbuch Verlag)发行,那是作者对抗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岁月。这些短篇小说以《低地》为主,这篇故事展现罗马尼亚乡村世界中令人绝望的真实环境,透过一个小孩的眼睛,见证农民的残忍个性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匮乏,从而反映出这个政权的暴虐,而那个小孩就是她自己。从《低地》开始,穆勒就运用一种独白的声音,诉说她在这片灰暗乡间成长的经历。

《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在讲述一个没有姓名的制衣厂年轻女工乘车到一个罗马尼亚城市里,她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原因是她在一件运往意大利的男装外套上,塞进一张写了“嫁给我”字句及地址的字条。东窗事发后,她被控以在工厂卖淫并失去了工作,负责私人盘问的阿尔布少校(Major Albu),却告诉她这比被控“叛国罪”好多了,少校也要求她随时接受传召。问话的内容涉及她的过去,包括她的第一个男人保罗、工厂女伴莉莉(Lilli)的死,还有她公公的过去。原来这个年轻女子也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心事,女伴莉莉想逃亡到外国,结果失败被枪杀,她的父亲在外面搞女人,丈夫贪好杯中物,每项细节都足以把她推向深渊。这部小说无不呼应着秘密警察对穆勒的骚扰,但一如女作家本人,书中年轻女主角没有因为被盯上而气馁,反而更清醒地、全神贯注地应对盘问。小说充满诗性的语言,并透过层层盘问,慢慢堆积起主角的记忆。

《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源自一句罗马尼亚的谚语,当时作者正准备移民柏林,与书中的温迪什一家(die Familie Windisch)类似。这家人也在申请移民,温迪什先生日复一日地数算年月日,然而他们所住的乡村人口逐渐减少,所以他们必须继续等待,不能离开,直到女儿爱玛莉娅(Amalie)“出卖”自己的身体,一家人才获得出外许可证。这部小说与《低地》等早期作品类似,都以巴纳特省日耳曼乡村风俗为题材。乡村的警察、牧师与告密者互相勾结,他们统统垂涎少女的美色,这些描写也招来其他罗马尼亚德裔公民的激烈批评。

在西柏林安顿以后,穆勒又写出《单腿行者》(Reisende in einem Bein)。这部小说细腻而紧凑,主题是流亡外国。书中主角依莲妮(Irene)从一个不知名的东欧集团国家流亡到西德以逃避政治迫害,她首先住在西柏林一间移民收容所,然后在一间佚名的公寓单位住下,她陷入与三个男人的四角关系,并竭力保持清醒。这三个男人当中包括比她小十岁的学生法兰兹,法兰兹的朋友社会学家斯蒂芬,还有斯蒂芬的朋友托马斯,一个情感永远处于危机的同性恋者。作者揪心的字句,表达出依莲妮对故土的眷念,和小说中对柏林街道不带情感的描写成一强烈对比。《单腿行者》展现出作者处于人生过渡期的内心挣扎。

经历旺盛的创作高峰后,穆勒开始写一些非小说体裁作品,例如2003年出版的《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便是,这是一本夹杂自传性文章、论文和演讲词的文集。编辑茜比儿.克拉默(Sibylle Cramer)也坚称,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穆勒以一种多元、多变的抽象方式,在这本传记里书写她在语言中生活的一生。书中描述她在农村环境长大,名词都与实物相关联。但穆勒也不无惊讶地发现,词与实物之“无人地带”及对实物的重新命名。对于克拉默和标题文章《国王鞠躬》中的作者来说,那就是诗歌的起源。在独裁统治下,言说与沉默之间的差异,体现于对事物采取“争取、对抗、背叛”("Verfolgung, Widerstand, Verrat")的态度。穆勒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像策兰一样,在极权统治扭曲语言的现况下,选择以冷峻、超现实的诗性语言,表达对现实环境的不安感。

然而在穆勒作品当中,最抢风头的应该是她在本年8月发表的《呼吸钟摆》(Atemschaukel),这部小说甫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法兰克福报评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令人谦恭的小说,也许是这个秋季最令人难忘的读物”。故事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时,主人公是个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乌克兰劳改营。在斯大林统治岁月,这些曾在“二战”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非人的对待,《呼吸钟摆》就以大角度描画了这个悲惨的年代。《呼吸钟摆》比早期作品较多着墨于罗马尼亚裔德国公民对纳粹主义的崇拜。或许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它比其他作品在德国更受欢迎。

书童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彭砺青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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