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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明伦谈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全文)

2009-10-09 17:03:37 来源: 网易读书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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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始于上世纪初,经历了零篇译介、系统译介和重译本层出不穷三个阶段。本文回顾了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分析了各阶段译本的优劣得失,揭示了译介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希望在他200周年诞辰来临之际,他曾生活过的这个世界有更多人成为他愿意

曹明伦照片。

作者简介:

曹明伦:北京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四川翻译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著有《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和《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译有《爱伦·坡集》《弗罗斯特集》《威拉·凯瑟集》《培根随笔集》《伊丽莎白时代三大十四行诗集》和《司各特诗选》等多种英美文学经典,与人合作编有《英诗金库》,论文见于《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国外文学》、《名作欣赏》、《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及若干大学学报。

网易读书 引言

爱伦·坡(1809-1849)在世时也许是最不被人理解的作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品的真正价值终于为他赢得了声誉。如同欧文、库珀、梭罗、霍桑等美国文豪的大名一样,爱伦·坡这个名字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也早已是耳熟能详,不仅文学院和英文系的学生为写论文而研读他的作品,而且一般文学读者中也有不少他的“粉丝”。如今的中国读者不仅知道“是爱伦·坡首创了推理侦探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而且还知道“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父”,知道“他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亲缘关系”,因此笔者赞成这样一种论断:“对于任何层次的读者,坡的声誉都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作家更为稳固,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马克·吐温”。然而,爱伦·坡之文学声誉在中国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经历了零篇译介、系统译介和重译本层出不穷三个阶段。在爱伦·坡200周年诞辰来临之际,笔者拟对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进行一番回顾和梳理,以祭奠这位天才作家的在天之灵。

零篇译介阶段

据现有资料考证,中国对爱伦·坡作品的译介始于清光绪乙巳年(1905年),中国翻译爱伦·坡作品的第一人是周作人(1885-1967),而被译介到中国的第一篇爱伦·坡作品则是其翻译的《玉虫缘》(The Gold-Bug,今译《金甲虫》)。

《玉虫缘》初版版权页有如下记载:书名“玉虫缘;著者:美国安介坡;译述者:会稽碧罗;润辞者:常熟初我;印刷所:日本翔鸾社;发行所:上海小说林;乙巳五月初版;定价三角”。该书卷首有署名“萍云”的《绪言》,卷末有译述者碧罗的《附识》。据《知堂回想录》记述,“萍云”和“碧罗”均为周作人当时用的笔名。周作人乙巳年正月十四日之日记云:“译美国坡原著小说山羊图竟,约一万八千言”。同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又云:“接初我廿六日函,云山羊图已付印,易名玉虫缘”。由此我们得知,周作人最初把The Gold-Bug翻译成了《山羊图》,《玉虫缘》这个书名乃该书润辞者(小说林社创办人)丁祖荫(1871-1930,号初我)所拟,这个书名是“根据原名而定的,本名是《黄金甲虫》,因为当时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辞典》,甲虫称为玉虫”。

是年20岁的周作人译《玉虫缘》可谓跟风,因为当时中国人翻译国外侦探小说可谓“风起云涌……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当时“究竟翻译了多少部侦探小说,至今尚未有完全的统计,保守的估计当在400部(篇)以上”。周作人后来在谈及翻译《玉虫缘》时也承认:“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版,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实受着这个影响的”。

这种影响还见于当时的其他译家,所以中国人早期译介的爱伦·坡作品多为侦探小说。如钱塘名士陈蝶仙等翻译了坡的《母女惨毙》、《黑少年》、《法官情简》和《骷髅虫》,结集为《杜宾侦探案》于191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初版时译者署名为“常觉、觉迷、天虚我生”,1932年重印时译者署名改为“陈栩 等”。周瘦鹃所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中的《心声》(The Tell-Tale Heart, 今译《泄密的心》)虽然严格说来是心理分析小说,但由于小说中也出现了凶杀和警察,在当时也被列入侦探小说之类。有学者考证,这篇小说是“当时爱伦·坡的小说在中国充溢数量最多的,达五六次之多”,除周瘦鹃外,沈雁冰也翻译过这篇小说,其篇名仍译作《心声》,于1920年9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上。当时钱歌川也译有爱伦·坡的作品,他在1929年2月为其翻译的《黑猫》所撰的“译者的话”中说:“我虽然从1923年以来,就有意迻译,可是因为自己的疏懒,又加以原文的难解,就一直拖到现在”。钱译《黑猫》依次收《红死的假面》、《黑猫》和《椭圆形的肖像》3篇小说,以英汉对照本的形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周作人除翻译《玉虫缘》外,还译过爱伦·坡的Silence—A Fable,其译文篇名为《默》(今译《静——寓言一则》),收入与其兄鲁迅合译、于1909年在东京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也收有这篇作品,篇名为《静默》。值得在此指出的是,《中国翻译简史》所说的“鲁迅和周作人译过爱伦坡(A. Poe)的《妻》”恐系抄录时之笔误。坡的作品中没有以《妻》为名的篇什。

在这一时期,除了小说之外,坡的其它体裁的作品在中国也有所译介。1925年4月,《小说月报》发表了林孖翻译的《诗的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 今译《诗歌原理》)。同年9月,由吴宓、梅光迪和胡先骕等人创办的《学衡》第45期发表了顾谦吉翻译的爱伦·坡的名诗The Raven,译诗篇名为《阿伦玻鵩鸟吟》(今译《乌鸦》)。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此阶段译介的爱伦·坡作品虽篇目不多,但却类别齐全,小说、诗歌、文论均有涉猎。令人惊叹的是,当时中国学人对坡的认识已相当到位。周作人在其所译《玉虫缘》之“例言”中就说:“坡少负隽才……其诗文惨怪哀感,为一时所欢迎。顾天不永年。殊亦长吉鬼才之俦也……闻其所作大鸦之诗及泻梨(酒名)之酒桶(按:即《乌鸦》和《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等篇尤奇异,惜未得见”(安介坡, 1905: 1)。钱歌川在其所译《黑猫》之“译者的话”中说:“他的诗是独步的,而他的散文,却是独创的”(亚伦坡,1937: i)。《学衡》主编吴宓为顾谦吉翻译的《阿伦玻鵩鸟吟》写的编者识语曰:“玻氏之文与诗,具有仙才,亦多鬼气”。1926年,时任《小说月刊》主编的郑振铎在该刊第17卷第12期上发表《美国文学》一文,论及爱伦·坡时曰:“坡是美国文坛最怪的人物……‘本质上是个诗人,小说、评论诗意盎然’”。这些评价今天看来也非常中肯。

系统译介阶段

中国人较系统地译介爱伦·坡比法国人晚了80余年,但却几乎应验了坡160年前引用过的一段文字。坡在1848年6月出版的《我发现了》(Eureka)一书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引述了开普勒《和谐之宇宙》卷五序言末段中的两句话:“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既然上帝花了六千年来等一位观察者,我可以花上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巧合的是,差不多正好100年后(1949年3月),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比较系统的爱伦·坡的作品,这便是焦菊隐翻译的《海上历险记》(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今译《阿·戈·皮姆的故事》)和《爱伦坡故事集》。前者是坡一生完成的唯一一部称得上长篇的小说,后者则收《黑猫》、《莫尔格街的谋杀案》、《玛丽·萝薏的神秘案》、《金甲虫》和《登龙》(Lionizing,今译《捧为名流》)共5个短篇。

国人对爱伦·坡的系统译介是随着对美国文学的系统译介一起进行的。1945年秋,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费正清教授提议中美合作编译一套介绍美国文学的丛书。在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的协作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自1946年开始组织翻译,至1948年底共译出18种(20卷)计500万字,交由赵家璧和老舍筹资合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作为《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第一批。焦菊隐翻译的《海上历险记》和《爱伦坡故事集》即这套丛书的第2种和第7种。至此为止,译介到中国的爱伦·坡作品已达10余篇(部),计约28万字。但其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对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日益增强,加之爱伦·坡的作品又被贴上了“内容颓废,形象怪诞,基调消极”的标签,故在《爱伦坡故事集》出版后的30余年中,我国对爱伦·坡作品的译介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着上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中国对美国文学的译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8月出版了由陈良廷和徐汝椿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以下简称外文版)。该书收短篇小说17篇,其中《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窃信案》、《金甲虫》、《泄密的心》、《黑猫》、《红死魔的面具》和《椭圆形画像》等8篇计约12万字曾分别由周作人、周瘦鹃、陈蝶仙、沈雁冰、钱歌川和焦菊隐等人译过,另外9篇(包括《丽姬娅》、《瓶中手稿》、《陷坑与钟摆》和《威廉·威尔逊》等)计约9万字系新译。据陈良廷先生附于该书后的《爱伦·坡和他的作品》一文所述,该译本根据多个英文版本和一个俄文译本译出,翻译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其间经过多次修订重译,直到“欣逢春回大地”时才得以出版。正是因为这个30年磨一剑的过程,加之二位译者学识相当,文风相近,这个译本堪称名著名译。对新时期的中国读者而言,不少人都是从这个译本开始认识爱伦·坡的。

1993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唐荫荪、邓英杰和丁放鸣三人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该书共收小说31篇,其中16篇计约15万字有前人旧译,其余15篇计约12万字为首次译介。值得称道的是,这个译本不仅重译了前人译过的一些推理侦探小说和死亡恐怖小说,还选译了好几篇坡的幽默讽刺小说,其中除《名人生活片断》(即《捧为名流》)曾由焦菊隐译过外,其余均是第一次译介。美中不足的是,三位译者的译笔不甚协调,译文质量显得参差不齐,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严重误译,如将Pestis eram vivus—moriens tua mors ero(吾生乃汝祸——吾死亦汝亡)这句拉丁语译成了“瘟疫盛行,尸横遍野”,把Ce grand malheur vient de ne pouvoir étre seul(不幸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独)这句法语译成了“祸不单行”,甚至把插入小说的两行英文诗For he that flies nay fight again,/Which he can never do that’s slain(逃走的可以重返疆场,死去的再也不能战斗)译成了“会飞的他要重新战斗,但绝不会滥杀无辜”等等。

1995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曹明伦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以下简称《爱伦·坡集》)。该书所据原版为The library of America(美国文库)中的Edgar Allan Poe: Poetry and Tales,由著名爱伦·坡专家、威尔斯利学院的奎因教授(Prof. Patrick F. Quinn)编纂,于1984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之一。原书共1408页,收入了爱伦·坡一生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计有诗歌63首及一部未写完的诗剧(共3205行)、中短篇小说68篇(含残稿《灯塔》)、散文4篇、长篇小说2部(含4.8万字的未完稿《罗德曼日记》),以及长达7万字的哲理散文《我发现了》,此外还附有详尽的作者年表和版本说明。曹译《爱伦·坡集》分上下两卷共1520页,计107万字(诗歌部分亦按版面字数计算),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爱伦·坡作品中译本,其中62%的内容为国内首次译介。由于该书是一个中美签约项目,美方要求对原书内容不得有任何增减,甚至连译者加注也受限制,加之该书从签约到出书只有两年半时间,所以尽管这个译本在整体上尽得坡之精髓,但在一些细节上也留下了遗憾。鉴于此,译者从《爱伦·坡集》中精选出60万字加以修订,并补充了《创作哲学》和《诗歌原理》两篇文论,以《爱伦·坡精品集》为名,分上下两册于1999年4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前四川人民出版社从曹译本中选出13篇讽刺幽默小说,结集为《爱伦·坡幽默小说集》于1998年4月出版。其后北京燕山出版社亦据曹译本选编了《怪异故事集》,收入该社的“世界文学文库”丛书于2000年出版发行,并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别推出修订后的第2版和第3版,该书可谓国内最普及的版本,被读者称为《爱伦·坡集》的“推广版”。至此,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系统译介基本告一段落。

重译本出版阶段

上世纪最末两年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读者对爱伦·坡作品的兴趣越来越浓,国内译者对翻译爱伦·坡作品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并经久不衰。但由于爱伦·坡的文学作品早已全部译介给了中国读者,所以近年翻译出版的译本均为重译本,而且各版本内容大多集中于坡的20余篇死亡恐怖小说和推理侦探小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有20余个新译本问世,平均每年两种以上。按出版时间先后有:雷格翻译的《神秘及幻想故事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刘象愚翻译的《爱伦·坡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王敏华翻译的《金甲虫――推理和幻想故事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朱璞瑄翻译的《爱伦坡的诡异王国——爱伦坡惊悚短篇杰作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1月出版)、熊荣斌等翻译的《丽姬娅》(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马爱农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英汉对照)》(外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肖明翰翻译的《爱伦·坡哥特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刘万勇翻译的《红死——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方军改译的《怪异故事集——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高玉明等翻译的《毛格街凶杀案——爱伦·坡作品精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刘姗姗翻译的《莫尔格街凶杀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詹宏志编译的《黑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王美凝翻译的《经典爱伦坡悬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康华翻译的《经典爱伦坡惊悚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苏静翻译的《神秘和想像故事》(明天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刘象愚翻译的《厄舍府的崩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朱丽萍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英汉对照版)》(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张冲/张琼翻译的《摩格街谋杀案——爱伦·坡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王星编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精选(英汉对照)》(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王敏/时静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刘华文翻译的《神秘幻想故事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出版)、赵苏苏翻译的《杜宾探案——失窃的信》(群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孙法理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选》(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和罗忠诠/李罗鸣翻译的《莫格街谋杀案》(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等。

重译文学名著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因为“真正的名著应该提倡重译。要是两个译本都好,我们可以比较研究他们的翻译方法,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很有好处”。譬如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拿新时期的优秀译作和建国17年的优秀译作相比,新时期的很多译作在对原作的理解上,在对翻译理念的把握上,以及在语言运用的时代感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上列爱伦·坡作品的重译本中就不乏优秀译本,有的为先前的译本拾遗补阙,勘谬正误,有的则张显译者个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学性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重译本中也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和谐、不科学的现象,“更有甚者,有人打着翻译的幌子,实则使出‘剪刀加浆糊’的伎俩,大行剽窃之事;还有的书商请来几个粗通外语甚至不懂外语的人,将别人的现成译本交给他们,对行文稍作若干改动,买个书号就推出‘新译本’”。上列王敏、时静“翻译”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就是这样的“新译本”之一 ,连普通读者都能看出“抄袭太严重了。抄袭曹译版,非常明显。”“感觉许多句子像在翻版曹明伦先生的翻译……例如‘历史悠久的中国小说《儒教礼》’,我想这个翻译恐怕已经不应该出现在新译的书里面了吧!原文此处是Ju-Kiao-Li”。有趣的是,笔者当年翻译爱伦·坡时,的确不知他提及的“The venerable Chinese novel Ju-Kiao-Li”中的Ju-Kiao-Li本该拼作Iu-Kiao-Li,是法国汉学家雷米萨(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 -1832)翻译的《玉娇梨》之法文书名,于是笔者在无奈之下来了个“创造性叛逆”,按其谐音杜撰了《儒教礼》这个书名,没想到王敏、时静二位“译者”对这类“防伪标记”也照抄不误。

除上述原创性译本和重译本之外,国内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爱伦·坡译本,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8年2月出版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以下简称人文版)。说这个译本特殊,是因为将来的版本学家或中国翻译史撰写者肯定会为这个译本的版本历史感到纳闷儿。该书版权页称其初版于1982年8月,可读者绝不可能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有人也许知道该社部分图书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从而以为这个人文版即上文提及的外文版,但问题是这两个版本有诸多不同:就篇目而言,1982年外文版只有17篇,而1998年人文版却有33篇,后者的篇目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就字数而论,外文版只有21万余字,人文版却有37万余字,增加了整整16万字;而从译者署名来看,外文版只有陈良廷和徐汝椿两位译者,人文版的译者署名中则多出了该社一位编辑的名字;此外新增16万字译文的风格与陈徐二位的文笔大相径庭,倒与三联版的译文风格非常相似。有人也许会说这个人文版是外文版的增订本,但问题是人文版对此非但没作任何说明,反而在其“前言”中将外文版原来关于版本根据和翻译过程的内容统统删掉,而且为了造成人文版选译的篇目都是原创性翻译的印象,还故意篡改历史,把陈良廷先生1981年4月写的“建国以来还没有人作过较有系统的翻译介绍或研究”这句话改成了“真正系统的翻译和研究,近年才开始”。尤其令人困惑的是,1998年人文版“前言”的执笔者仍是陈良廷,而陈良廷早在1981年就说过“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有志于此,这个译本大部分是当年的试译……经过多次修订重译……重新修订……为方便读者对坡的一生和作品有个较系统的了解”之类的话。

“一个时代的艺术风尚制约着翻译家的审美趣味,并最终在译作中打上深刻的烙印”。我们很难想象,若百年后的学者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1982年版进行版本研究,会从译作中发现什么样的审美情趣和时代烙印。他们也许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位翻译天才,16岁就翻译出版了16万字的爱伦·坡作品,甚至会以为三联版《爱伦·坡集》有抄袭人文版《小说集》之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爱伦·坡笔下有美国人因当小报编辑而顺便在15岁时就成了与但丁齐名的文坛大家(《森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今天也有中国人因后来当了出版社编辑而顺便在16岁时就成了翻译爱伦·坡的译坛高手。笔者以为,用坡当年口诛笔伐的非正当手段来炮制此类爱伦·坡译文集,这不仅是对这位天才作家的亵渎,而且也是对译文读者的极端不尊重。

结语

上文说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系统译介已基本告一段落,这并非指他的作品已全部译介给了中国读者,而是说他的全部诗歌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爱伦·坡不仅是诗人、小说家,还是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他一生不仅写了上文所提及的诗歌、小说和散文,还写了大量的文学随笔和文艺评论,这些随笔和评论由普渡大学的汤普森教授(Prof. G. R. Thompson)编纂为《爱伦·坡集:随笔与评论》(Edgar Allan Poe: Essays and Reviews),作为《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的姊妹卷于1984年出版。该书厚达1544页,其中只有少量篇什(如《创作哲学》、《诗歌原理》和《致B的信》等)被翻译成了中文。由此可见,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翻译爱伦·坡作品怀有热情的译者来说,前方还有一大片处女地等待开垦。著名作家李锐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史只尊重独创者”,这句话对译者应不无启发。虽然文学翻译史不仅仅尊重原创性翻译,但原创性翻译肯定始终都会受到尊重。

在爱伦·坡200周年诞辰来临之际,我们不仅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人成为他愿意花一个世纪来等待的读者,而且也希望有更多的译者把译介爱伦·坡视为一种事业、一项使命,肩负起更多的道义义务和历史责任。但愿若干年后,当我们再次总结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时,那份总结所展示的历程会比今天所展示的更为规范,更为和谐,更为科学;当我们再次祭奠这位天才作家时,那份祭品会比今天这份更加纯洁,更加卫生,并包含更多虔敬。(此文删节稿(8500字)发表于《中国翻译》2009年第1期)

fay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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