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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乃敌国也》:“遗老”和民国的互动

2009-09-18 12:25:33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跟贴 0 手机看新闻

“遗老”是守旧势力中的大宗,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举措,不只必须藉还原守旧势力的全貌才有办法准确解释,更需要将对应的新旧抗争脉络拿来衬底,才能看出真正的变化与意义来。

《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林志宏著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3月第一版

作者:杨照

“遗民”指的是改朝换代之后,拒绝承认政治事实,依然忠于前朝的人。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遗民现象”出现在明末。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后,清朝正式成立,然而朱姓皇族陆续在南方各地成立新的朝廷,延续明祚。就连南明诸朝也都灭亡后,仍然有许多效忠明朝的人,以各式各样的方法与清廷保持距离,表现对于前朝的留恋。

明遗民现象轰轰烈烈,传流久远,根本原因在于取代明朝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满人以明白的异族姿态,入关建立征服王朝,还以要求全面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硬做法突显种族与文化上的差异,触及了“华夷之辨”的敏感神经,延长了汉人抵抗、不合作的态度。

存在于传统士人身上,广义的“遗民”心态,一直要到康熙朝才得到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靠的是康熙皇帝对儒学的全面认同与充分掌握,以过人的才智与毅力,精巧运用儒学语言,谨慎实践儒家教化,将自己打造成“内圣外王”的典范,争取了汉人的认同。

与“明遗民”的历史前例作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相对之下“清遗民”为什么从来不是个醒目的历史研究题材。取清朝而代之的,不是一个新的朝代,而是“民国”;更重要的,清末革命动员的宣传中特别强调“满清”,也就是强调清廷的外族性格,激发汉族反感,政体革命同时是一场种族革命。当“清遗民”,意味着抗拒“民国”,同时意味着抗拒汉人排满;“民国”理论上的统治者是全体国民,满人在中国所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于是“清遗民”必定承受巨大“人民公敌”的指摘仇视,根本不具备“明遗民”可以有的合理性条件。

事实上,民国初年,甚至不存在“清遗民”这样的名词。这些继续效忠清廷的人,或许会想方设法让自己跟明遗民、宋遗民乃至元遗民的处境相接近,然而在当时一般人的口中,他们的共同身份称呼却是“遗老”,或“满清遗老”。

“遗老”和“遗民”,差别大了。“遗老”是明确的贬辞,是新社会对这群人最普遍也最强烈的“污名化”,“老”形容的不只是他们的年龄,更将他们所信仰、所言谈、所行为的一切,笼统归为“旧时代”的遗留。这中间不是效忠哪一个政体、效忠哪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选择“旧”、拒绝“进步”的问题。“遗老”称呼通行,伴随着“遗老”的种种刻板印象,是选择拒绝民国的这群人,很难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书中第五章标题为“‘国故’与‘遗老’: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虽然明白点出了“遗老”,也企图处理这群遗民在社会上被“污名化”的状况,却始终没有讨论“遗老”之词本身的歧视意涵,也不曾运用当时对“遗老”汗牛充栋的批评讽刺,来检视刻板印象中的“遗老”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不做什么,进而对照点明刻板印象与事实之间的异同距离,殊为可惜。

认真看待“遗老”之词及其背后的意涵,可以连带烛照出清遗民的处境与困境。依照林志宏书中附录的“清遗民基本数据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群遗民中,除了少数几位因为有家室渊源者,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袁树勋的儿子袁思亮、郭曾炘的儿子郭则澐、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等,其他极少有晚于1870年后出生的。换句话说,到1912年民国肇立,他们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其中主要的领导人更集中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确是社会上公认的“老人”了。

“遗老”之“老”,源自于这套忠清的价值,在民国之后,几乎无力吸引任何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遗民团体,明显是由清亡之前曾经仕清任官,及清朝宗亲所组成。这样的成分,一方面方便提供社会上对于他们的批评、歧视角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新成员的进入。这样的“遗老”们,身上担负了跟满清政府一起败坏中国,使得中国饱受外国欺侮的责任。不愿也无法跟满清划清界限,也无法用任何方式否认满清的失政,注定了使得他们的立场很难取得信任。社会舆论很容易用一种简单的角度理解他们——为了恢复自己在清政权下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过去时代的生活享受,所以反对新时代反对新政治。

遗民团体中,康有为之所以地位突出,是因为他背后有“戊戌变法”的经历。他至少参与过改革清廷以求救中国的理想活动,并因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可以和后来瓦解崩溃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的距离。遗民团体中,最受到外界尊重的,首推王国维,不只因为他在治国学上,用新观点得到杰出成果,也因为他相对年轻,清亡之前不曾从朝廷得到任何好处。他加入遗民团体是出于罗振玉的拉拢,以及1922年后担任溥仪废朝的“南书房行走”。

康、王的例证,刚好反衬出一般清遗民的窘迫。他们是一群已经在前一个战场上溃败的战士,身上早烙着那场败战的印记,1912年当上遗民那一天起,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解释,试图找出方法,与新社会新情境挂钩。

林志宏此书的主旨,就在整理他们进行解释的策略,以及他们跟不断变化的新社会的互动。此书的贡献,就在试图努力改变过去对清遗民的简化记录,从表面认定他们既然拒绝承认新社会,同时也就被新时代遗弃,只是一群留在时光之河对岸僵化的化石。借着详细的史料排比,林志宏彰示了:虽然拒绝接受历史变化,但历史变化不会就如此放过这些清遗民,他们还是在大洪流里被冲得摇摇摆摆,有他们的挣扎困惑,也就有他们主观的策略,还有客观的顿挫与走不通的尽头。

不过,以同情的理解试图将清遗民生活具体化、历史化的动机中,却也埋伏了林志宏书写上最严重的误会。全书基本的叙述轴心是:这些遗民们如何在民国初年,从1912到1930年代“满洲国”成立,因为种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影响,以至于一步步丧失了原有的“光环”,跌失了本来的社会地位,终至使“遗民现象”彻底消失。

但是如果看“遗老”名称及其连带的当代歧视意涵,再考索“遗老”一词出现之早、流传之广,我们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历史图像——民国成立之始,他们身上就已经没有“光环”了,相较于包围他们的巨大社会变化,他们拥有可以为自己保留基本尊严的条件如此薄弱!清朝积弱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列强侵夺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强调的“忠”的态度,又被两股力量无情动摇了:一是满清外来政权与异族身份性质,二是新时代不再有新的君主,而是效忠国家,效忠国民。他们想要拉传统来当护身符,解释自己的“忠”乃是忠于“君臣之义”,也就是忠于整套的伦常秩序,然而时代的气氛,却是求新的,新才能带来希望,旧的、传统的,不已证明其无效甚至有害吗?

这些原因使得“遗老”们无法吸引年轻人认同参与,更难得到其小圈圈以外的大众同情。使明遗民运动得以绵延几十年的历史条件,在清遗民身上完全付诸阙如,于是,对于清遗民应该探问的,不是他们如何沦丧消失,毋宁反而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清朝逊位后就销声匿迹,竟然还能多次在已经进入民国的极度不利情势中,集结兴事,让人无法忽视?

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民国政体的不安与不稳。出于理想而成立,前所未见的民国,必定无法与过去彻底断裂,一夕之间落实理想。民国政体更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就必然有了“民国之后又如何”的巨大疑惑。

民国成立,马上就有袁世凯称帝,显示帝制与共和的政体之争,尚未有终解。这段插曲,给了原本贫弱的清遗民势力,最大的刺激与机会。他们找到了以民国缺点来对照帝制并非一无是处的主调,延续乃至扩大自己的诉求。洪宪帝制之后,而有康有为的“孔教会”,而有张勋的“复辟”,都让清遗民得以找到新的舞台保存梦想,也才得以维系信仰与同志社群。

和林志宏的叙述相反,清遗民的处境,并不是从民国肇建逐渐下滑;相反的,1912年,是他们受到最大打击的低点,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危机点,因为民国经验的挫败,才提供了他们新的希望,经过多次起起落落,遗民现象延续发展,超过了一般人的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明白:清遗民现象不能靠单独记录他们内在的数据来进行理解。他们的选择,包括自我出处选择,也包括自我认同的解释,其实都和民国形势的进展紧密呼应。林志宏书中第二章“出或处: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所描绘的遗民态度,太过于强调内心思考,相对忽略了外在变化提供的刺激。毕竟,要 “出”或要“处”,一定牵涉到有什么样“出”的条件与机会。袁世凯帝制下是一种条件与机会,复辟时是一种,信仰“孔教会”的军阀主政下是一种,国民党统一情况下当然又是另一种。这些清遗民的态度,受到条件牵动,随时推移变化,如果不对照外在现实,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思考与选择。

换个方向看,清遗民的动静,也连带触发了民国政局的走向。民国政局出现信心低潮,诱发“遗老”信心;然而“遗老”们的积极动作,往往就激起社会普遍反感,因应对遗老及旧朝的敌意,挽救了原本岌岌可危的民国情势,强化了对于民国的支持。

“五四”时期最有名的激进标语:“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自主自然发展出来了,而是特别针对“孔教”、“孔教会”运动而来的。康有为带头,清遗民踊跃参与,还联合了军阀势力大张旗鼓宣扬的“孔教会”一出,孔子立即成了新派年轻人眼中最大的恶敌,而当吴虞激情喊出“打倒孔家店!”,遗民与守旧派更觉骇然,也就更加紧守反对西方反对新知的立场。

这就是余英时先生指出:这段时期思想朝极端化拉扯的根本原因。民国出现问题,引来遗民旧派积极活动,旧派一出动,新派就必须用更强烈的措辞与做法,予以抵抗。新派的反感越强,修辞越趋恶毒,社会的歧异裂缝更难沟通弥合,旧派也必然拉高声调反击。在这样的循环里,撕裂了中国社会革命后残存的联系纽带,也让新的社会组织规范,迟迟无法出现。

“遗老”是守旧势力中的大宗,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举措,不只必须藉还原守旧势力的全貌才有办法准确解释,更需要将对应的新旧抗争脉络拿来衬底,才能看出真正的变化与意义来。

重视遗民、“遗老”,是组构一个更复杂更完整的民国史图像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将遗民现象孤立出来,进行细腻详尽的“内部分析”,不会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做法。不管是遗民的象征仪式、遗民的书写或遗民的国故研究,都是他们呼应敌对环境的方式,不是出于自我或社群的选择。少了互动的张力,尤其少了新旧派你来我往的戏剧性叙述,《民国乃敌国也》正因为太同情遗民、太专注在遗民身上,反而使得遗民轮廓模糊,没有了清晰的时代面貌。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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