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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触摸那个大动乱的年代

2009-09-03 11:37:11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 跟贴 0 手机看新闻

总体来看,《大动乱的年代》侧重高层斗争和典型事件,而对底层或者说民间的“文革”生态较少着墨。事实上,说“文革”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并非只针对在此期间受到排挤打击迫害的官员和名人而言的,而更包括那些在运动中痛苦地挣扎无声地消失的普通人。



人民出版社最近重版了《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这是此书自1988年初版以来的第四版(前三版均系河南人民出版社所出)。2005年三版时,王年一先生曾作若干增删,但此次重印依据的是1988年的版本,据说这是为了省却重新审批的麻烦。

今日捧读斯编,委实感慨良多。一方面自是因为本书的作者王年一先生已于2007年9月13日去世,一代“文革”史研究重镇从此风骨杳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本问世于20年前的著作仍有再版的价值,固然可说是质量上乘不可替代,但又何尝没有映衬出当下国内“文革”史研究和出版的某种尴尬?仅就专著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一部《“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可读,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不能满意的。“简史”的价值应以“详史”为依托,就像没人指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写得简单,是因为他还有叙述详尽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实,上世纪80年代的同类著作至少还有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比《大动乱的年代》更早问世),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书不可能再版重印了。进入90年代后,“文革”史研究并未中断,专著也不是没有,但却无缘在大陆书店见到。就以王年一来说,他近年的研究无论是材料的丰富还是认识的深入都非写作《大动乱的年代》之时所可同日而语(如他在2005年版的后记中所说:1988年以来,研究“文革”的人大大增多了,成果也很多,我的认识也改变了不少。如果修改,不胜其改),可是也只能作者共读者一道遗憾了(笔者没有看过《大动乱的年代》一书的修订版,不知先生的新发现被容纳了多少,但可以肯定不会和盘托出)。有人说“‘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又确实如此。

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三编,即“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和“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此外“前言”交代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结束语”则论述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及其理论的错误。显然,两头是论中间是述,而以述为主。这样的安排正是读者所希望的,因为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今日国人仍旧没有弄清“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真相,包括王年一先生自己亦是如此。在“林彪事件”这一章,作者的“开场白”中有云:“关于林彪事件的材料虽然很多,但是关键性的资料甚缺。对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很不充分,总的说还处在较低的层次。本章中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就正于尊敬的读者。”史家以求真为职志,有所论说也须以史实为基础。有些实为“文革”辩护或翻案的研究,多为理论先行的凌空蹈虚之作,王年一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尽管历史真相只能无限逼近而不能完全掌握,但这本《大动乱的年代》还是大体能够让读者知晓“文化大革命”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唐德刚先生曾说读《“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如读《水浒》,意思是说该书的叙述生动,史书写出了评书的效果。《大动乱的年代》在这方面亦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亦未可知。其实,“文化大革命”原本就不是枯燥的历史演出,高层斗争的波诡云谲,民间冲突的刀光剑影,还有那红色的海洋、震天的呐喊……就连伟大领袖的片言只语也特色鲜明,叙述起来怎么能够味同嚼蜡呢?历史著述最怕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如是则与高头讲章相类,明显是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翻开《大动乱的年代》,光是看看目录也够兴味盎然了,几乎每个小标题都是一道菜谱,让你忍不住要马上举箸“大快朵颐”。作者在叙述时多直接援引相关材料,而非经过自己的转述,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仍以“林彪事件”为例,在写到“9月12日晚,林家的情形如何?”时,王年一先生就直接摘录了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的回忆,人物的表情、语言乃至心情一应呈现,简直与小说无异,却又不是“本故事纯属虚构”,而是都能对号入座的。即便是作者自己的叙述,也不乏讲故事的意味,这重境界非史料烂熟于心者所不能为。

总体来看,《大动乱的年代》侧重高层斗争和典型事件,而对底层或者说民间的“文革”生态较少着墨。事实上,说“文革”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并非只针对在此期间受到排挤打击迫害的官员和名人而言的,而更包括那些在运动中痛苦地挣扎无声地消失的普通人。当然王年一先生没有忽略这点,据说他对丁东等人致力于民间“文革”史料的收集颇为赞赏,只是限于精力和兴趣自己未有过多涉及而已。他收集了很多“文革”资料,而晚年尤用功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其心得在网络上有些许呈现。

除了这本《大动乱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王年一先生还主持编选了三册《“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晚年又曾发起编写《“文化大革命”词典》,规模达600万字之巨,可惜未获出版。现在网上还能见到《“文革”漫谈》《“文化大革命”八十问》等篇什,但他从事“文革”史研究20多年,心得发现得以写出并发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能不说这是先生的遗憾,更是读者的遗憾。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胡唐) 刘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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